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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金煜 陈钊 陆铭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经济开放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迅速，但相应的实证研究却比较滞后。既有的研究仅将焦点集中在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其他因素如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尝试说明，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其次，我们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1)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故集聚效应最显著。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第一，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数据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广袤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第二，通过为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提供证据，我们发展了有关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将我们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些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本研究的意义。Fujita and Hu(2001)使用GDP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Kim and Knaap(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以上两篇文献尽管已经讨论了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给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计。Démurger(2001)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考虑了经济地理的因素，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著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通讯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项研究并不是以工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Gao(2003)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直接验证国际贸易与工业的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但是，由于非常强调新经济地理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研究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特征性事实的总结；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第四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的含义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特征性事实 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生产容易产生集聚；同时，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往往导致工业生产在空间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地区工业GDP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1978和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GDP份额分布，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在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