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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理由与方式所谓“保护区”，是为了保存那些很有价值的、如不再保护则难以延续的物种及其原本的生存环境。世界上已有不少保护区，绝大部分是为保存自然的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而设，像大熊猫、丹顶鹤，珍稀树种、珍稀鱼类，原始森林、重要的沼泽、海滩等。自从工业化浪潮涌向全世界，有识之士就感到设立保护区的必要。这其实用不着多少详细的论证，一个还能品味生活的美好，眼光远大些的人就会有所感，而愿意去保护原生态。谁愿意让自己和子孙们的生活变得表面上忙碌风光、精明能干，但内里处却越来越单调、贫瘠、肮脏，积攒着越来越难测的灾变可能呢？“荒野护卫着世界”，梭罗（即《瓦尔登湖》作者）的这句名言以及“保护区”的含义一百多年来变得更深广感人了。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一百年、两百年内，“保护”将会越来越比“发展”更能打动人，更能召唤起做一个大写的人的崇高本性。［一］为什么要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那么，文化物种的多样性有无必要保持呢？为什么在现代文化（它以近现代的西方为原型，以工业化和相应的国际化、殖民化为前提）出现后还要保留传统的、在不少人心目中是“落后”的文化呢？这里还是可以与自然物种做一对比。为什么在培育和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新稻种、新麦种之后还要保持野生稻麦的活种呢？这是因为：新种虽然在产量、抗倒伏等方面可以很先进，但它不可能将它的祖先的所有优点都通过“辩证法的扬弃”而吸收进去。》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及其居民不可避免的“无能”或潜能《打个比喻，“老天爷”或“上帝”就不能容忍那种不断逼进理念完美性的生存形态，因此必用某种方式“变乱”之。《旧约?创世纪》11章讲的耶和华变乱人类的语音，以使他们造不成通天塔的故事只是一种比喻。最真实的变乱来自“时间”，它总在我们的现在与未来之间投下一层不可完全穿透的“无知之幕”。“时间一长”，什么都可能变得认不出模样。〔没有它，生活和历史将会何其单调乏味！］所以，任何“先进”只意味着这先进者适应了今天的时势，绝不意味着它在将夹，相比于过去的落后者，也一定先进。它在今天的成功往往成为它在未来的陷阱，因为这先进往往指在某方面的超常发展，而在另一些方面的退化。天下大势一变，则其已过时的“先进”正足以使其陷在特化的牢笼里而不能适应新的“攻守之势”。恐龙曾是最先进的、最成功的，但时候一到，灰飞烟灭，而当时的落后者、弱小者如昆虫和哺乳类则大行其道。就文化物种而言，既然我们不可能有超时间的先进物种及先进序列，那么，物种的多样对于能利用它们的人或民族来讲，就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选择，也就是有更好的安全保证。换言之，“多样”和“古老”中藏着未来的生命与青春。“历史的垃圾箱”中既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固定的次序。“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是历史的通则。中国古人对物种多样性本身的价值有着极微妙的体会，所以他们要反复讲“天命靡常［天的命运是不恒常的、总在变化之中的］，总认为那些会应对天道变化者、能与时俱变者才能够长生久视。而且，从一开头，这种物种多样性对于他们就不止是自然生物物种，而是包括从以往不同时代传来的文化物种和同时存在的各种生存形态的“物种”。《山海经》让他们感到世界的丰满，以及人生在源头处的无比清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山海经））整本的《庄子》是对世界与人生的原发丰富性的伟大颂歌。“大树”之大，“大瓠”之大，“鲲鹏”之大，“大块噫气”之大．“东海”之大，“大言”之大，“真人”之大，“至德之世”之大，无不在含漱鼓荡着“自然而然”状态之宏大，也就是天道的伟大。《春秋公羊传》代表的儒家传统更是明标出“通三统”，也就是一种古代意义上的建立文化保护区的主张。“通三统”说的是：当新王、新统或政治与文化的新时代出现并主导历史局面后，仍要以边缘的或保护区、特区的方式保留前两统的文化与生存形态。更具体地讲就是，将代表前两统的领导者及其人民“退封”为方圆百里的公侯国，但与当时一般的诸侯国不同，它们仍被允许保留其服色、时制、礼制等原本的文化形态。而当这前两统的首领朝见当今之王时，就被允许以宾客而非臣子的身份来觐见，即所谓“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比如，按这个主张，周朝时就要将殷与夏的文化看作另外两统而“通”（并行）之。当新统或新王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人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而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才为民。由此可见这主张中浸透的对于各种文化形态和传统的敬重，这也就是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意所在。这种超出了一朝一制局限的天下观来自这样一个前提：天道变化，莫可尽测，谁又知道未来的某一关键时刻是哪一统、哪一制，或哪一种文化基因最能助我华夏子孙避难成祥？更何况古人相信历史在形式上的循环，剥尽而复，贞下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