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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本文用来整合各学科官僚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所抽象出来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韦伯在研究社会科学时所使用的诸种方法为基础和模板的。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官僚制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价值中立”的方法论精髓;并在《儒教与道教》、《经济与历史》等著作中，实际应用了这种研究方法。韦伯的方法论引起了此后学者的广泛关注，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重点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研究和方法论，以及韦伯所致力于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并在对韦伯理想类型方法论的研究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建构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德国学者施路赫特在《理性化与官僚化》中，对韦伯建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和价值中立也进行了论述。国内学者方面，主要有台湾学者张维安、翟本瑞、陈介玄合著的《社会实体与方法—韦伯社会学方法论》，其中涉及到韦伯“价值中立”、“理念类型”与有关历史认识方法的阐述，苏国勋所著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也对理念类型的方法论进行了论述;顾忠华在《韦伯学说》中，专门设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章，对韦伯的方法论进行介绍。在韦伯之外，默顿在《论理论社会学》中，对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进行了十分重要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在经验事实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中观理论”的观点。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官僚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然而，真正把官僚制研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显学的，则非韦伯莫属。通过对各种研究官僚制的文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涉及到官僚制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出发，或批判、或继承、或维护、或补充，以至于对韦伯的观点表明某种态度是所有研究官僚制的学者的一种职业性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韦伯赋予了官僚制以现代意义上的含义。在韦伯之前，官僚制主要是指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对立的政府形式，其权力掌握在技术官员手中。对于这种政府形式，普遍认为它损害了公民自由，因此，在整个19世纪，官僚制几乎成了腐败、专制的代名词。 　　从官僚制这一概念的起源，不难看出，尽管它的原初涵义与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官僚制从来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特别是经过韦伯的经典阐释之后，更是发展成为一个理论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体系。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其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理性化合法性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韦伯将官僚制定义为一种借由“科层式干部来管理的合法性支配”，表现出层级制、连续性、非人格性、专业化等特点，是“一种特属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支配形式”。在韦伯的整个社会科学思想体系中，关注的焦点是理性化，理性化是合法性的基础，理性化程度越高，合法性基础也就越牢靠，而官僚制则是理性的化身，充满着理性主义精神，理性赋予了官僚制以高度的几乎是不可挑战的合法性。正是因为与理性化、合法性的高度关联，使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内涵变得极其丰富。对于韦伯而言，官僚制并不仅仅指一种科层式的组织形态，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形态所渗透出来的理性化精神，以及遵循这种理性化精神所构建起来的一套政治制度。正确理解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丰富内涵是对其进行研究批判的前提，而对这一概念精髓与核心要素把握的关键在于理解韦伯建构理论时所使用的“价值中立”的理想类型方法论以及体现在这种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的、静态的研究视角和高度抽象的思维模式。 　　由于官僚制这一社会现象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以及韦伯赋予这一理论模型的丰富内涵和广阔外延，使相关著作刚被翻译成英语，就迅速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众多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科特点及个人的研究旨趣出发，针对理想类型的官僚制，建构起本学科的官僚制或是官僚制批判理论。由于各个学科在理论关怀及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不同学科对官僚制的研究不仅颠覆性的挑战了韦伯理想类型的理论模型，而且在各个学科之间，也呈现出极大的异质性。这不仅为获得一个关于官僚制的完整系统的认知带来了困难，也给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体系的构建造成了障碍。因为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官僚制仅仅是其一个研究领域，但对于公共行政学而言，则构成了整个学科的核心问题与基本范畴。官僚制理论建构的成熟完善与否，对整个学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公共行政学本身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这种原本存在于不同学科间的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就通过吸收、借鉴，集中反映在了公共行政学内部，不同的理论流派由于亲和于不同的学科，从不同学科中汲取营养，最终就体现为公共行政学内部流派与流派之间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学学科内部出现的在研究官僚制问题上的混乱无序实际上是不同学科在这一问题上矛盾对立的再现。因此，对不同学科间理论观点整合的方法，不论从程序意义上，还是从实体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