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激进诠释学_张旭东.docVIP

“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　　张旭东?　　?　　?　　?　　　　 长期以来，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总体上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固然处于所有关于“五四”的思想讨论的核心，但如果不把它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关于“五四”的主流话语和知识范型就势必逐渐过度地域化和僵化，从而沦于被各种外围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乃至颠覆的被动状态。无论80年代后期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还是九十年代以来用所谓“晚清现代性”来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划时代意义的努力，都是以五四主流话语和知识类型自身的僵化为突破口，从而借助更大的知识语境和问题关联域，将“五四”的主流论述视为单一的、狭隘的政治化论述，进而通过历史主义逻辑（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的时间顺序）或学科专业化、实证化路径，把五四精神架空或淹没在貌似“多元”和“众声喧哗”的杂多性里面，最终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压抑”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国）与“后革命”（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全球化、普世价值等等）之间的历史障碍，在历史书写的层面上冲淡或干脆抹掉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的集体记忆和当代切关性。?　　所有这些当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力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并以学院政治和学科政治的方式展开。五四论述，不过是新一轮全球性文化权力和意义争夺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生活中，却带有极为重要而关键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过去90年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评价，从而同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和未来指向息息相关。?　　谈起五四，人们脑子里会立刻会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字眼，这些当然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正因为 如此，在今天看，它们仅仅是代表了“五四精神”主观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方面或价值取向。在9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把“五四”理解为一种的客观历史运 动和思想运动，我们就应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两样东西:?　　一是“新”——“新青年”、“新文化”、新价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国 ”，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从五四开始，外在的（相当程度上是外 来的），有威胁性的、让人觉得不自在、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新”，逐渐成为内在的、作为内心驱动力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新。这种内在化过程的激烈和深入，彻 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的分裂，即王国维所谓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从而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同现代人的情感、心理、理想，乃至 欲望方式紧闭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当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这是现代人和现代性的问题，而不是古代人或遗老遗少的问题。?　　二是文化政 治的逻辑，即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它带来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 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国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欧美，这个普遍趋向表现为市民阶级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统 一语言、统一制度、统一的“民族文化”，这个过程造就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而在中国，这个过程是在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极为严酷的环 境下展开的，因此它也对文化与政治的贯通和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阿Ｑ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毛泽东时代的“ 雷锋”则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作为历史/文化整体或总体的五四，标志着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的合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始。?　　近代欧洲的发展，在其最内在的精神强度和丰富性上， 包含着这样一个双重的运动，即随着现代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生产、交流、管理和自我再现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日益被政治穿透（首先是、最终还是市民阶级的“存在的斗争”，包括其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革命、起义、立法、行政、战争、内战、言论、宣传等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成为后者的表象、意义生产和价值自我辩护的“符号的生产活动”；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正因为其贯穿一切社会领域和社会阶层，也在超越了传统的统治术的、政治哲学的高度，日益成为文化政治，即那种为捍卫和发展市民阶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其作价值上的辩护、为其从事意义和表象的生产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行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如Ernest Gellner）把“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国族主义）定义为对“文化和政体之重合与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