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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度山伯爵》中主人公人物形象的分析
大仲马在文学上的成就曾经没有被提到一定的高度,与同时期的雨果比起来,人们觉得他的光芒要暗淡得多。他的作品《基度山伯爵》也一度被认为不是上乘之作,然而一百多年来它不仅吸引着世界广大的读者,而且读后总令人回味无穷,为什么?有人说是由于它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迎合了某些读者不算高雅的欣赏趣味,这当然得算是一种重要原因。然而,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这个,这里所要说的是,这部作品所以能够吸引人的另一个并非很不重要的原因,是在许多浪漫派作家,甚至包括雨果这样揭露社会罪恶有一定深度的作家都在宣扬容忍、宽恕、仁爱等阶级观点并在其作品当中刻画相应的道德完善的苦役犯冉·阿让这样的人物形象时,大仲马却在《基度山伯爵》当中极力鼓吹复仇,为弱者伸冤,并刻画了爱德蒙·邓蒂斯这样一个复仇天使的形象。由此看来,关于爱德蒙·邓蒂斯形象塑造问题还是有认识和讨论的价值的。一、爱德蒙·邓蒂斯形象出现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的政治取向
(一)小说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推翻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还将一封密信送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通过邓格拉斯、维尔福、马瑟夫对邓蒂斯的迫害,表现了在财务、司法、军事系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三个统治阶级代表的丑恶嘴脸,抨击了复辟势力对反复辟人民的残酷迫害。
(二)大仲马的人生经历和政治取向大仲马于1802年7月24日生于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将领的家庭,可能是受他父亲影响,大仲马从小就对资产阶级革命怀着亲切的感情,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大仲马屡建奇功,当上共和政府将军,他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政,憎恨复辟,不满七月王朝,反对第二帝国。由于有黑人血统,他受到过种族歧视的伤害,家庭出身和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过各类型作品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大仲马的个人性格特征无疑也是影响小说主人公形象的重要因素。大仲马是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一员,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点,在其创作的作品里都带有这种政治倾向。爱德蒙·邓蒂斯对代表封建制度的三个反面角色的打击,也喊出了大仲马欲摧毁复辟王朝的心声。法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曾严重创伤过大仲马的心灵,促成他形成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性格,小说里的爱德蒙·邓蒂斯赏善罚恶的形象正体现了这一点。二、爱德蒙·邓蒂斯的形象特征及其人生轨迹的设计
(一)爱德蒙·邓蒂斯的形象特征
1、肤浅而善良,乐观而热情
肤浅之意是认识不多,理解不深。青年往往与肤浅在一块,因为缺乏时间的雕刻。善良,慈善恭良,与他人为善,在爱德蒙·邓蒂斯的人生之初,他就是一个见识不多又与他人为善的热心肠的人,具体表现在一下几点:
(1)、政治动荡的年代缺乏政治意识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在其传世名著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 、“政治可以阻止命运成为束缚人的铁笼子”,说明了政治与人的利害关系: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种可以影响其命运的政治环境当中的。《基督山伯爵》这部作品的政治气氛挺浓,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背景下,其中的人物命运无疑都左右于法国的政治环境,而爱德蒙·邓蒂斯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关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党与以路易十八为首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他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他接触过被囚居于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并带过一包东西给他,这在路易十八统治的环境下是一件可以以通敌罪论处的行为,但是他没有顾忌这一点,甚至在老板摩莱尔先生提醒他和拿破仑说话可能要受连累时,他还反问:“那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我根本连带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大仲马著 蒋学模译 《基度山伯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却不知正是这一件事情让一位顾忌于自身利益的检察官给他带来多年的牢狱之灾。这里隐含了爱德蒙·邓蒂斯牢狱之灾形成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是造成他快乐生活终结、凄苦人生开始的主要因素。
(2)、与贪婪虚伪为邻却纯洁公正善良
爱德蒙·邓蒂斯虽然从小就没有母亲的关爱,与父亲相依为命,但这不影响他美好个性的产生。他从小经历各种风险,练就了镇定与坚毅的品质。他热情,关心同事,尊敬老板,勤于工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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