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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 　　摘要: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对于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是学习的关键。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内在特质必然决定诗歌意义的多重性。早在北宋,苏轼就明确提出“深观其意”的诗歌阐释方式;南宋朱熹则进一步提出了“涵泳”的诗歌解读方法。这不仅对后代的诗歌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指给了我们一种正确的诗歌解读方法,对于我们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解读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本科教学;深观其意;诗歌多重意义 　　目前,文学学科教学中往往存在这样的弊端:多偏重对于文学史的讲解,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重视程度非常不够。有些学生往往能够熟练背诵文学发展史的纲要,而对于具体的作品却不求甚解。其实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才是首位的。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对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中来理清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是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机械学习。而对于文学作品的正确解读又非易事。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过程中,往往于其中寄寓着自己深层的思想意蕴和无限的精神内涵。中国诗歌的这种“言志”的精神品格内在地决定了指导学生进行文学解读的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透过作品语言文字的表层意义,去体会和领悟作品的深层意义。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最终把捉到作品的思想精髓。 　　在引导学生对于作品的解读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诗歌的多重意义。英国批评家Richards分析,一首诗起码可以分出下列四种意义:文义(sense)、情感(feeling)、音调或口气(tone)、意图(intention)。早在宋代,人们就认识到诗歌意义的多重层面。苏轼所说“以言语求”,就指文义。“深观其意”之“意”,就是意图。杨时“学诗者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这个“气味”,接近于情感。孟子主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反对拘泥于文辞而误解作者的本意。汉代赵岐解说认为,“以意逆志”就是“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即透过文字符号本身,由读者之意去推测作者之志。宋代学者普遍赞同这种观点。苏轼认为,“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明确提出诗歌“其意可观,其言可通”,由此提出了“深观其意”的诗歌阐释方法: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讽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观其无愧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在这段话里,苏轼认为,诗歌的本意是不能通过语言层面获得的,而必须透过这表面的语言,潜入到作品内部,悟出语言符号后面潜藏的意思,才可以最终体会到深层的意蕴。而且,表面的语言有时和作者的“志”是不统一的,甚至是相反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达效果,是因为诗歌有“兴”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苏轼在研究《诗经》时就发现比和兴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比”是诗人有意识取物来表意,而“兴”则是无意识的偶然触物有感,“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对“兴”的解释就只能以读者之意去推测,而无法通过文辞来分析。既然如此,也就为诗歌意义理解的多重性提供了可能。读者不同,对“兴”的解释就不同,读者之“意”也就不同。 　　到了南宋,朱熹进一步提出了“涵泳”的诗歌解读方法。涵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鉴赏方法。古人论诗,大多强调反复涵泳作品,沉潜其中,细细品味。如刘勰“书亦国华,玩绎方美”(《文心雕龙·知音》),司空图“辨于味然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朱熹“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在朱熹这里,“涵泳”的基本含义是接受者沉潜到作品的深处,对诗的意象进行整体的反复的感受和体味,从而最终获得对作品深层审美韵味的把握。他在批评读书“贪多务广”者时,又指出“终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更是把这一传统经验解释得透彻玲珑:“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曾氏把读书时的反复诵读、品味形象地比喻为春雨润花,清水溉稻,鱼入水中,溪流濯足,也就是必须全身心地沉浸在语言环境里去玩味,方能得其情趣、悟其神神。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曾经谈及自己解诗的全过程: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