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课件---福建船政教育与近代教育转型(福建交通职业学院).ppt

福建船政学堂与中国近代教育转型 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徐心希 [论文提要]区分中国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的重要分水岭，就是是否坚持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古典式的书院型教育在晚清已经走到尽头，“四书五经”式的、远离生产实习的书本型教学造就的是一事无成的废物或者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福建船政学堂以及一系列的新式学堂的开办为中国教育的转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主政者认识到育才比造船更重要，左宗棠等的远见卓识，比当时及后来那些见物不见人、重视产品不重视人才的急功近利者，高出一筹。由左宗棠推荐继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能秉承“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的“创始之意”。其后的裴荫森、吴赞诚皆坚定执行此项政策。 在晚清“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本来就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覆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 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1]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且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受其影响，左宗棠在福建开办船政之初，就致力于新型教育的筹划与实施，这就是船政学堂的创立，也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开始。 福建船政局全景 一、船政教育与船厂建设同步 晚清国运乖舛，强虏压境。同治四年（1865）闽浙总督、洋务派的中坚力量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这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他的洋务计划概而论之即从国外购买机器，聘请技师，以建立近代化的造船厂，打造一支强大的水师。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包藏祸心，为日已久”；中国应“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否则，亡国灭种绝非危言耸听。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认为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若战争爆发，则“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鉴于此理，他强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有了轮船，不但便利东南七省的商贸运输，还能发展民族工业：“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釐肆；非独渔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 左宗棠晚年回顾他力主开局造船之用意：“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这些改革措施让人们感到晚清经济从萧条中逆转的契机。同治五年朝廷（1866）始定开办福建船政局，地址选在福州的入海口马尾，但是对此事能否办成仍持怀疑态度。所以七月十四日朝廷谕称：办船政“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也就是说朝廷不再另外拨给开办经费。 然而，福建船政局开张伊始，由于西北军务吃紧，朝廷急调左宗棠入疆平叛。行前，他力荐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作为继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系福建侯官人，原籍浙江，林则徐的女婿，官至江西巡抚。他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为洋务派中之出类拔萃人物。左宗棠对其评价甚高：“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其虑事详审精密。”清政府十分器重沈葆桢，除“特命总理船政”外，还决定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即赋予“专折奏事”之权。 船厂设在马尾，既可就近使用福建盛产之木材，又可由台湾海运台南盛产之煤炭，既满足船政局对原材料与能源的需求，又解决台南煤炭的出路。长期困扰福建船政的主要是经费问题，为此沈葆桢、丁日昌曾多次上奏陈情。光绪元年（1875）九月，朝廷为此事谕令军机大臣：“福建船厂经费不取，经户部等衙门奏明，将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余银四十万两，尽数拨归应用。七月以后，续征四成洋税，提拨四十万两，解还部库。嗣后船政经费，即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解银五万两，俾资接济”；“著文煜先尽筹解，毋稍延缓，致误需要。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足以证明此时清廷非常重视福建船政局的开办与发展，并将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