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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文精神传统与近代科学思维?? ? 2005年07月22日 11:34 【文章字体：大?中?小】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近些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对名词，但目前学术界对它们的含义还没有严格而统一的界定。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应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一是“文”；在“人”的方面，它把“人”视为终极关怀的目标，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尊重人之为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承认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在“文”的方面，它承认人的理性，追求完善的道德和理想的人格，重视教化的作用，重视“自由艺术”（liberalarts）的功能以提高人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至于“科学精神”，我认为，最重要、最本质的内容是它的思维方式。爱因斯坦说，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可以说，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是近代科学思维的两个主要特征。一种思维是否具备科学性，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这两个特点。 对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人们多用“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来加以形容，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提法对于矫正忽视“人文精神”的做法，提高人文学科的地位，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也给人们造成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双峰并立的印象。从历史过程看，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近代以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本为一而二、二而一不分彼此的同胞体。科学思维与“人文精神”关系的历史可以为证。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正如西方的其他许多思想观念的萌芽源自古希腊文化一样，西方的“人文精神”也有其希腊渊源。古希腊人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他们所推崇的著名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古希腊人的“人文精神”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信仰。对古希腊人而言，所谓奴隶就是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人，而自由的人则是能够自由地以理性追求人生更高境界的人，“爱智慧”（philosophia，即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这种人生境界的体现，因此古希腊人的“人文精神”本身就包含了“科学精神”的本质要素——自由的理性。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古希腊人主张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求索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古希腊“人文精神”所开创的自由理性传统为西方科学思维的产生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石，其主要成果表现为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严格的逻辑体系。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文艺复兴之前，特别是公元500年到1000年之间的五个世纪，基督教取得全面胜利，教会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神学思维是主要的思维方式。这一时期是古希腊盛极一时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低谷。11世纪以后拉丁世界兴起大翻译运动，将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保存的古希腊典籍重新翻译出来，使整个拉丁世界重新认识了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会利用古希腊人的逻辑遗产为神学服务，形成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然坚持基督教传统教义，蔑视人和尘世生活的价值，“神本精神”完全没有改变，但它借用古希腊传统的逻辑论辩方法维护其教义，使古希腊人的自由的逻辑思辨传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它使人的理性在上帝和神学条律的前提下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被后人称为“人文主义”。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精神”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有很多相合之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贡献，首先在于它恢复和确立了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这集中体现在哲学家皮科·米郎多拉（1463—1494）借上帝之口表达的对人的尊严的见解：“亚当啊，我们不给你固定的地位，固定的面貌和任何一个特殊的职守，以便你按照你的志愿，取得和占有完全出于你自愿的那种地位，那种面目和那些职守。其他受造物，我们将它们的天性限制在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法则中，而我们却给了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视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1页）这种“人的自由观”是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共有的信仰。正是这种“人的自由观”奠定了人类自由探索精神的心理基础，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得了应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克服了人们对自然的恐惧，树立起“人为万物之灵”的信念和人在世界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