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文化隐喻与医学社会人类学.docVIP

疾病的文化隐喻与医学社会人类学的鉴别解释方法 引言：疾病的文化鉴别解释????早期人类学关于人体疾患的研究并不是按现代医学人类学的方式进行的，通常是从宗教和民俗的角度对人体疾病的民俗含义及其疗病行为的巫术、道法、典礼、仪式进行比较研究。然而，随着对于人体健康状况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更多了解，人们注意到了疾病的文化隐喻和社会符号象征含义，进而形成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阿扎德人的巫术、神喻及魔法》[1]、《符号的森林》[2]、《痛苦的鼓点》[3]和《贞洁与危险》[4]等均为当时的代表性工作。这些开创性的医学人类学工作曾向我们演示了早期人类学家在关于疾病的文化隐喻方面的符号分析的精湛技巧和他们对于文化分析理论的熟练驾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早期的探索工作大多缺乏关于数据收集方法及调查技术的科学性的论述，这在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他们所假设的命题之中通常仅仅是关注于疾病的宗教禁忌和生活习俗因素，而缺乏更为必要的社会阶级、亚文化群体和社会生活史的历史动态的深层分析。换言之，早期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仍囿于传统人类学的窠臼，而对于疾病所隐喻的宗教与文化含义缺乏有关人体在自我、社会体和政体关系社会过程的事实及其跨文化的分析。[5]。这不仅体现为人们对于疾病的发生方式及其病征的习俗反应和体验在不同文化中各不相同，而且疾病与健康更是对于社会运行状况的自然显示。而“三体”（人体、社会体和政治体）医学人类学的鉴别解释法(Critical-Interpretive Approach)也就是通过对“疾病的文化隐喻与表征”的跨文化分析进而揭示出掩盖在人群疾病背后的历史结构、阶级分层、文化形态与社会过程，同时对于我们理解人体—精神—社会相互关系及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变化规律提供了关键理论，并为促进公共健康政策的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一般说来，西方科学及医学必须在心理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思想与身体、事实与非事实这类相对事物之间作出判断与选择。就其实质而论，西方生物医学的唯物理念源于亚里士多德“人类心灵生物性”认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自然与超自然、事实与非事实的二元选择曾以多种形式出现，但是，只有哲学家R·笛卡尔(Descartes,1956～1650)才摒弃了医学的超自然因素，建立了完整的人体生物医学概念。笛卡尔认为，人类是思维的动物，人类的宗教崇拜行为源于其思维构想。虽然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但反对宗教对人体、意识及其疾患作所的神秘解释。进而在他的人类意识与人体二元论的概念中，首次在西方哲学史上将人的理性思想从超自然属性中剥离出来，使其自然属性化，并科学客观地描述检验的具体对象。这种苗卡尔意识与身体相分离的“二元论”思想无疑彻底解放了西方的生物医学，使得生物临床医学至今仍受益于这种早期二元论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观念。[6]甚至在某些高级临床医学专家中，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笛卡尔二元论倾向。当医生发现人体的病变组织时，他们几乎会完全忽略病人的心理及社会因素。而当病人心理疾患或心理障碍表现明显时，他们又会忽视病人身体所发生的病变。总之，临床医学家在诊治人体疾患时，常常会落入笛卡尔二元论的圈套。时至当今，不仅医学医疗化倾向使医生忽略了个人、群体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并始终以生物学的目光来看待整个人体世界，而且笛卡尔的观念也影响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健康研究。健康社会人类学家强调重视生理—心理—社会的交互关系，但仍不能准确和实证地把握这个关系的本质。因而对许多有关“疾病的社会表征”(Sociocultural Representation)问题无法作出合理解释。E·杜尔凯姆[7]等却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与西方二元论不同的概念。就杜尔凯姆而言，虽然也视精神与肉体、自然与社会是彼此独立的，但他却最先开始关注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杜尔凯姆在其M·莫斯[8]继承了杜尔凯姆的理论，并认为：“人类社会理性所产生的控制力会超越其情感因素和无意识状态，人体本能产生的无序冲动会由高度文明的社会组织予以规范。对于精神与肉体、自然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观念，精神分析人类学家S.弗洛伊德[9]在他的《文明与反文明情绪》(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挑战了西方认识论中关于精神与肉体、自然与文化、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观念。与其它动力心理学理论完全相反，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自然生物驱力会受社会规范及道德秩序限制。为了适应社会规范及道德秩序，人不得不通过社会化的痛苦过程抑制其生物本能。而个人压抑其生物本能的结果会使人类出现精神疾病，精神病患者由于无法控制其本能意识只得寻求心理或精神治疗。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由人的劳动所改造的外部客观世界。人之所以能与动物相区别，关键在于人创造了劳动工具，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