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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翻译概论 目录 第一节 我国翻译简史 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次序，把中国翻译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 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 四、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从东汉开始到唐宋时期，历经发生、发展到鼎盛的过程，历时一千多年。 早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时（公元148年），波斯帝国(今伊朗)的安世高来到中国，开始了较大规模地从事译经活动。他翻译了三十部四十卷佛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变而不滑，质朴而不粗俗，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这一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还有公元三世纪三国时的支廉、公元四世纪的东晋的道安等。 南北朝时期（公元546年），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公元499—569年）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六世纪末隋初时的彦琮（公元557—610年）精通梵文，亦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彦琮一生共译经二十二部，约达万卷。此外，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兴旺，出现了玄奘（公元602～664年），我国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他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共主持译出经文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虽然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却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 北宋时期，僧人、佛教史学家赞宁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 十七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因此从明末清初起，我国翻译事业已经从佛教翻译转向对西方科技的译介。 明万历年利马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测量法义》等。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纾（1852～1924年）开始翻译小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所以林纾被赞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 严复（1854—1921年）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他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以也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哲学方面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经济方面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律方面的《法意》(On the Spirit of Law);政治方面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社会学方面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伦理学方面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最大，传播广泛，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译出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人中国。 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的分水岭，同时也开创了我国近代翻译史。 “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的重点开始转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作张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与别致的审美对象；翻译文学的选择，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又对新文学有所增益；文学翻译是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就；翻译文学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启蒙效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诸多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乃至历史进程。 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