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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定位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现代农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以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充分自给为重中之重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在四化同步发展的背景下，要求准确定位中国现代农业的实现路径、要求和政策取向。 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我国农业现代化立足于四化同步的发展要求，必须考虑与其他三化的关系，特别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现阶段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城镇化不在一个平台上。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也考虑了四化的不平衡性，对四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有差别的。从总体上看，要实现四化同步的总体目标，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四化基本平衡发展，否则农业的短板效应必将影响其他三化的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会打折扣。 　　农业产值占GDP的10%是一个转折点。目前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大多在10%左右，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期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1%，这表明我国农业也应当具备现代化的特征。一方面农业要能支撑国民经济各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资源配置相对于非农产业不再具备比较优势，农业高成本特征凸现，也应像发达国家那样逐渐成为高补贴、高支持的行业。换言之，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越低，获得支持保护的力度应越强。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相互影响。工业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过去工业化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现在则更多表现在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管理支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城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表现为转移农村人口，而是要让农民变市民，使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农民变市民既可以扩大消费的即期需求，也可以带动住房投资等长期需求。 　　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体现在各种政策导向上。我国与巴西、阿根廷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一样，农业资源短缺决定了我国农业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力度，逐步健全农业投入、价格、补贴等政策。从长期看，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和强度将与北欧、日韩等农业资源短缺国家高度相似。 　　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的贡献因素在变化。随着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农业的产品贡献和市场贡献功能需要不断强化。而随着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不断减少，要素贡献的功能需要逐渐弱化，特别是土地资源贡献应当慎之又慎。 　　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要求农业生态贡献的功能更加凸显，并要求得到加强。此外，农业对稳增长控物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稳定，对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 　　纵观上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历程，60年代-70年代全世界超过中等收入标准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最终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被阻挡在“高收入之墙”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自然很多，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处理得怎么样，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日韩虽然创造了增长奇迹，但它们都是小国，农业规模和作用有限，问题相对好处理。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影响大，矛盾难以化解。这类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高度相关。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创造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范例，既需要借鉴日韩等成功国家的经验，更需要避免重蹈巴西、阿根廷等大国覆辙。在激发各方面积极因素的同时，对农业农村发展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强化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哺带动作用，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要素贡献重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补上农业这块短板，形成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的格局，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基础。 准确定位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重要农产品供给不可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这一点既区别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大国，这类国家只需要在一两个大宗农产品上保持全球竞争力即可，如美国的玉米、加拿大的小麦；也区别于以色列、荷兰等农业资源约束明显的国家，这类国家需要保持的是某些特色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如以色列的灌溉农业、荷兰的奶酪鲜花产业；同时也区别于日韩等农业资源短缺的国家，它们只需要保持水稻等重要农产品自给率即可，其余农产品主要通过进口解决。 　　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