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简述A.docVIP

中国翻译史简述（杜国娟√）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永葆青春，靠的正是翻译。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中华文化之河从未枯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次大注入，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都是依靠翻译。 有学者（谢思田，2011）考证，我国没有文字记载的译史发端可最大限度追溯至170万年前，即从元谋人诞生之日起，符际翻译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中国翻译史悠悠千古，与中国文明史一样古老，一样源远流长。我国具有确切文字记载的译史发端于西周，据《尚书大传》记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此译事发生于公元前1037年左右，是古代中越两国的第一次邦交，也是严格意义上的语际翻译活动。 随着翻译实践的日益频繁深入，翻译思想也应运而生。漫长的中国翻译历史长河孕育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思想，据此可以大致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六个历史时期：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达意”、“会通”思想；清末民初“信达雅”之说；民国时期的“信顺”之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的“神似化境论”；改革开放至今关于中国翻译学建设的探讨等。 （一）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 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西汉末期佛教从印度引入中国，至此开启了声势浩大、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如安世高、支谶、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彦琮、真谛、玄奘等，产生了大量的佛经汉译作品和珍贵的翻译思想，掀起了中国译史上著名的“文质”之争。 成书于距今1700多年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第一篇涉足翻译理论的文献，为我国翻译思想的开山之作。在这篇序言中，支谦主张译文应该讲究文采，其译文以辞旨文雅著称，属于“文”派。支谦（3世纪人）一共翻译佛经36部48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慧印三昧经》、《大阿弥陀经》和《本业经》等。在支谦之前的佛经译者大多属于“质”派，最著名的当属世称“译界开创二杰”的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是中国翻译史上首位有生平可考，又有颇完整的作品经世流传的佛经译者。其一生译经35部41卷，其中有《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和《道地经》等。安世高通晓华文，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故而有“世高出经，贵本不饰”的美誉。此后，另一位来自西域的高僧是支谶，即支谦的师傅。据道安经录，支谶来华传译梵文，有年代可考的共3部14卷，即《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经》。其译经思想也是推崇“贵上实中，不存文饰”，即弃文存质，不重文词，但存经文本意。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力量是外籍僧人，翻译大都凭借外僧口授，再笔录成汉文。由于口授者汉语水平较差，唯恐违背经旨，所以译本虽大至忠实于原文，却过于质直，晦涩难懂。 自东晋开始到隋末为止，乃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扶持，佛教得以盛行。佛经翻译打破了之前外国僧人主译的局面，出现了中外僧人共译的现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高僧是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真谛和彦琮。道安（314—385）乃东晋、前秦高僧，毕生致力于宣法传教，发展信徒，创立本无宗（般若六家七宗之一），在长安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讲经颂法，并组织佛经翻译活动。道安在长安主持译经10部，共计180卷，他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对佛经翻译乃至现代翻译理论都具有重大影响。鸠摩罗什（350-409）是道安在晚年向苻坚推举来到长安译经的的西域高僧，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罗什一生主持翻译的的佛经多达74部，384卷，如《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金刚》、《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马鸣菩萨传》、《龙树菩萨传》和《提婆菩萨传》等。鸠摩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赞宁称其所译《法华经》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罗什的著名论断“嚼饭与人”之说强调通过意译保留原文文体风格，称梵文也重视文采，若译梵为汉，虽然保存了大意，却辞体尽失，好似把饭嚼烂了再给别人吃，非但无味，而且令人恶心作呕。故而罗什的译本简约流畅，采用近似白话的文体，是文派译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慧远（334—416）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道安慧眼识珠，对慧远委以重任，称“使道流中国，其在远乎！”他在庐山组织译场重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如《阿毗昙心论》、《达摩多罗禅法》、《三法度论》等，此外他还致信延请西域高僧来庐山商讨佛经翻译。慧远秉持厥中的翻译思想，称翻译应该“文不害意，务存其本”，并“参通胡晋，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真谛（499—569）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被称为我国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师”。他翻译了大量经典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