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基于P-S法的嘉兴市适度人口容量测算分析.docVIP

第六章 基于P-S法的嘉兴市适度人口容量测算分析 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孔子。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系统的人口经济理论，适度人口（theory of optimum population）理论产生于19 世纪80年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丰富。适度人日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探讨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起初关往的是一个国家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后来有研究最适宜的人口密度、人口质量及适度人口增长率等等。适度人日理论最核心的思想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达到相互适宜的最佳状态。本章从国际、国内视野对适度人口理沦进行综述，并对嘉兴市的适度人口作一基本界定。 第一节 国内外适度人口容量研究综述 一、国外适度人口研究综述 （一）早期适度人口理论 早期适度人口理论的产生是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密切相关的。19世纪末，资本上义在英、法、德等国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这些国家当时已经完成工业机械化过程，并开始电气化进程，农业生产也由于普遍使用机械、化肥和农药而大幅度增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英、法等国的人口出生率增长持续下降，人口增长停滞，这种状况宣告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命题完全破产，随着西方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状况日益加剧，英国、法国的经济发展与德国、美国比较相对落后，它们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激烈。扩大军备战需要有大量兵源和芳动力资源，英、法等国六在存在失业的条件下又又感到人力的不足。而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者认为“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都不是理想的、适宜的人口状态，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而需要寻找“适度人日”的理沦。 早期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埃德文·坎南（Edwin Cannan）、纳特·威克塞尔（Knut Weckshell）和A.M.卡尔—桑德斯（A.M.Carr-Saunders）。 1.坎南的适度人口学说 埃德文·坎南是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1888年出版的《初等政治经济学》和1928年出版的《财富论》等著作中，十分注重探讨人口的问题，从人口与土地、人口与生产率、人口与收益等方而的关系去探讨人口的适度规模。 在分析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时，坎南认为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不是无限制的，在两者的关系上应该存在一个点，“在这一点上，有利与不利刚好达到平衡。超过这一点，每人占有的空问和物质较少，不利就超过了有利，就打破了这种平衡”因此，他认为在知识、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平衡点下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 在分析人口与生产率，人口与收益方而，坎南认为“在任何一定时期，或者在任何特定条件下或其他条件都保特不变，总有一个可以称为最大收益点。此时人口数量刚好如此恰当地适应环境，以致无论人口是多于或少于此时的人口，收益（或劳动生产率）都会下降(‘递减’)，这种人口则被定名为‘适度’人口。” 总的来看，从1888年提出适度人口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坎南的适度人口学说在不断发展完善。有1888年《初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把最大生产率作为衡量是否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认为达到产业最大生产率时点的人口为适度口；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学纲要》中已经把经济适度人口论作为“唯一实在的人口法则”提出来了；在1914年出版的《财富论》一书中，他把最大收益作为衡量是否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并将此观点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不过，到了晚年他已经把适度人口放到整个人口运动过程中进行考察、指出了人口变动是一个运动过程。 但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穆光宗教授认为，坎南的适度人口学说在逻辑上还存在着以下几个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坎南在论述中把人口与经济收益的关系看作是简单的、直接的因果关系。穆教授认为决定达到适度人口的途径不一只是调节参数的问题，不是的简单的看“最大收益点”，决定“最大收益点”的不仅有人口变量，还有经济变量，而且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更大。 其次，对于“最大收益点”在技术上难以确定和把握，因为诸如时间变量、技术进步因素、投入要素的组合效应以及不同产业的差异性等影响因素都很复杂。并且，从图6-1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收益最高点，适度人口是相对的、动态的、多元的。 如图6-1所示，人口变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赶超性递增，一种是萎缩型递增。也就是说，在初始时期，最大收益点是在A处出现；如果延长时间来考虑，最大收益点可能出现在C处。在图6-1中，假定只有一种连续、单调递增的趋势——也可以看成是赶超型递增的一种放大。对于OA、OB和OC这三段不同的时期，我们可以确立三个不同的收益点。而对于最大收益点，我们又可以确立不同的适度人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