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与“民本”的论文.docVIP

“人本”与“民本”的论文 “人本”与“民本”的论文 “人本”与“民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①]。简言之，“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 一 “人本”就是“以人为本”[②]，与西方哲学或文化的“humanism”相对应，它可译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人文”、“人道”都是中国传统的概念，如《易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显然，这里的“人”是相对于天、地或自然而言。“人本”一词不见于古汉语，其所表述的“以人为本”，不是从哲学的存在论上说以人为“本根”或“本原”的意思（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故而肯定了自然的“先在性”），而是从价值论上说以人为中心（《礼记·礼运》篇云“人者天地之心也”）或以人为最有价值的意思。中国古代表述“价值”的概念是“贵”。《论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即以“和”为最有价值。《孝经》云“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即以人为最有价值。《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即以“仁”（爱人）为最有价值。因此，“人本”或“以人为本”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以人为贵”，即以人（类）为最有价值。《论语》载：“厩焚，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这是以人为比马“贵”。后期墨家对“仁”有一个界定，即：“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ww”（《墨子·经说上》）这符合孔子的思想（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见《淮南子·要略》），“爱己”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以人为具有内在的价值（“不若爱马者”为用马也），即“人是目的”的思想。 “人本”包含“humanism”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思。其区别于哲学或文化的神本主义（僧侣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伦理学的非（反）人道主义。 《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中国的人本主义有“爱人如己”的思想，但没有“爱上帝”或“爱天神”的思想（利玛窦在《二十五言》中说“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③]，这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补儒”，并不符合儒学的本义）。因为“爱”包含着以所爱之对象为有内在价值的意思，而中国古代的天神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内在价值，所以中国古代有“敬天”、“畏天”之说，而没有“爱天”之说（在《尚书》中，“敬天”、“畏天”为的是“敬德”、“保民”）。如果这里的“天”是指自然之天，“天者，万物之总名也”（郭象《庄子注·齐物论》），那么中国古代在“亲亲、仁民”之后有“爱物”。这是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区别。 《吕氏春秋·贵公》篇载：“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故老聃则至公矣。”在这里，孔子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而老子则“去其人”，放眼于普遍的（包含人在内的）自然，孔、老的不同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老子》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这里的“王”在傅奕本、范应元本中作“人”。如果说“人”是域中的“四大”之一，那么在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中也含有人本主义的因素。 西方现代哲学分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派。科学主义以认知、科技为至上，而中国古代则重视“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孔《传》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中国古代除“利用、厚生”的技术外，科学不发达，这与重视“三事”的价值取向有关系。“为认知而认知”的科学之求“真”在文化系统中应该有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但近代以来的“科技至上”也有与“人本”相异化的倾向。中国近现代文化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中国传统的“三事”价值观亦应继承和发扬。 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善待每一个人。韩愈说“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此亦孔子“泛爱众”之意。非（反）人道主义不讲“爱人”，甚至残酷地虐待人，将人视为工具、手段，这与儒家思想相对立。扬雄说：“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法言·问道》）非人道主义就是“不仁”，反人道主义就是“不仁之至”。 人本主义具有现世主义的价值取向。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外，中国哲学不以天地、人生为“幻妄”，也不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以天地、人生为“侨寓之所”，而是认为“天人合一”存乎“诚”，“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