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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中国语境的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中国语境的论文 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是学术管理部门使用的概念，在当时体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是现代科学共同体使用的学术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学科分类意识的体现。这两个概念指称的对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场域的概念双轨现象就产生了。这种概念双轨现象是不同场域内部不同逻辑运作的结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场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场域实现他场域的异地统治会产生概念的场域危机，从而引发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但学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生态混乱的情形是到了历史反思的时候了。概念生态的混乱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双轨现象，也没有概念意识。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1]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2]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3]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