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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气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论文 “新气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论文 近日偶读张立文先生的文章《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觉其中虽然有些正确的见解，但立论偏失、不严谨之处亦有不少，而在讲到“如何解决自近代到本世纪80年代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论争”、“如何‘转生’中华文化”时，对“综合创新”、“新气学”等等的论述、评价尤为主观随意，在贬损了诸种他说之后作者对其自己所标榜的“和合学”却褒扬过甚。为维护学术研究的客观公正性，笔者不揣浅陋，在此主要就“新气学”并兼及其他问题作一辨正，以与张立文先生商榷。 一 关于“新气学”，《东亚意识与和合精神》（以下简称张文）是将其置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理学、新心学联系在一起讲的。按照张文的理解，中华文化的“正常”的发展进程是：“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构新儒学及两汉经学，约经400来年；从董仲舒到魏晋玄学的建构，约经300多年；从魏晋玄学到唐代儒、释、道三教之学，约近400年；从唐代玄奘、窥基、法藏、慧能等佛学大师到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家的出现，亦近400年。”在这一“正常”的进程之后，出现了“特殊”，即“唯独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于是，张文发问：“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在此两问之后，张文说：“宋明理学中的程（颢、颐）朱（熹）‘理学’，由冯友兰的‘新理学’接着讲；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由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心学’接着讲；张（载）王（夫之）的气学，由张岱年和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学人接着讲。由程朱、陆王、张王的‘旧三学’一直讲到现代‘新三学’，即现代新儒学，究竟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张文对所谓“新三学”的“意义”、“价值”没有作正面解答，给人以“新三学”——“究竟”——无意义、无价值的印象，而其接着说的一段话可算是作者的一个间接解答：“宋明新儒学的理学、心学、气学延续到现代，现代新儒家便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黑格尔、康德、斯宾诺莎、怀德海哲学，对‘旧三学’作了新的解释，从而开出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但就其思维模式来说，都还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仅就此而言，现代新儒学的‘新三学’并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旧三学’。” 纵观以上论述和评价，其粗疏和主观随意是令我感到惊讶的。 首先，张文用“从死亡到转生”来表述中华文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是用词欠妥的。因为，譬如从先秦儒学发展到两汉经学，我们不能说先秦儒学就已“死亡”了，相反，先秦儒学仍然是两汉经学之后儒学发展的源头活水；从唐代唯识、华严和禅宗的几位佛学大师的思想发展到宋代理学家的思想，我们不能说后者是前者“死亡”之后的“转生”，而可说后者吸取了前者的一些思想因素（此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思想渊源），前者的思想也并非一到宋代就“死亡”了。张文说：“每一次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从其后所举的例证看，作者的本意似是说从一种重要的思想建构到另一种重要的思想建构“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而并非“从死亡到转生”是如此的频率。因为，“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建构新儒学及两汉经学”，这里的“孔子建立儒家学派”正是儒家学派的兴起，而并非儒家学派的“死亡”。另外，作者将董仲舒建构的“新儒学”与“两汉经学”并列，这也是不严谨或没有交待清楚作者自己所理解的新意的。类似于这样的不严谨，本文姑且不作详论。 其二，张文之所以先讲一段“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目的是要引出“唯独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不正常，故有“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的发问。实际上，对于“宋明理学讲了近1000年”是应该有些分析的，宋明理学发展到明清之际已经告一段落，其后虽然清廷的正统意识形态仍然讲宋明理学，但广大士人的学术思想主潮已经是经世致用的“实学”和复兴后的“汉学”或乾嘉考据之学，到了晚清则是新兴的公羊家之学。如果说“讲了近1000年”是以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延续为准，那么晚清鼎革之后的所谓“一直延续到现在”显然又是使用了另一种标准。作者问：“究竟要讲到什么时候为止？讲到什么时候算一站？”这种发问是很不严肃的，因为哲学或文化思想的发展是被社会历史的进程所决定的，作者不去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而空发此问，其根据不过是所谓“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的生死“轮回”周期。按照此周期，作者的本意似是说，从周敦颐、张载、二程之后最多经历500年，也就是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刚刚产生，王夫之气学尚远未出世的时候），宋明理学就应该死亡、终止、到一站了；而其没有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