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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学论纲的论文 《世说》学论纲的论文 何谓“《世说》学”？作为一个有效性尚未得到确认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是本文首先面对、并且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以下试从称名、分类、形态及系统、历史分期、现状及未来等几方面简要论之。 一、《世说》学之称名 　　“《世说》学”，顾名思义，乃是以《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一种学术研究一旦以“学”名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其次，研究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深远影响；第三，对此一对象的研究已经或开始具备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谱系。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流派的、学说的，还是地域的、时代的，乃至文本的、专人的，才真正具备成为一种“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认为，《世说》学作为一种文本学，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世说》其书，不过六、七万言，是1130条“丛残小语”的分类汇编；而《世说》之学，则是一门涵盖甚广、包罗颇丰、沟通文史哲等诸多学科的专门学问，它不仅包括对《世说》其书所反映以及所产生之时代的政治、思想、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考察。w由于《世说》在我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世说》学完全具有和《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龙》学等围绕特定文本而建构的古代传统学问相当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世说》所特有的文体形式及其所体现的美学趣味，它所表现的那些极富“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及其所包含的人学意义，更是蕴涵着某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特征和为其它文化所阙如的鲜明民族特色。《世说》学不仅是传统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学术视域内现代“中国学”的一道独特景观。鉴于《世说》学在其产生、发展、演变、丰富的近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早已形成了自身源远流长的研究历史和枝繁叶茂的学术谱系，对其作一番整体的观照和系统的梳理，就显得不无必要了。 　　事实上，“《世说》学”之说古已有之。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的是明朝人王世懋。据明代顾懋宏万历辛丑（1601）年所撰《世说补精华序》称：“近时何元朗氏（即何良俊）著《语林》，亦仿其（指《世说》）意；而弇州王长公（即王世贞）伯仲，特加删定，以续《新语》，次公敬美（即王世懋）尤嗜此书，至谓之‘世说学。”[1]不仅如此，王氏兄弟还亲为批点，以广其“学”。《世说》之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注释、批点、续仿、校释、考证、刊刻、征引等应有尽有。应该说，王世懋对“世说学”的指认，代表了古代的《世说》研究者试图涵盖其学的一种自觉努力，这种“自觉”也许更多的出于爱好和趣味，但也不排除其学术上的考虑。不过，严格说来，王氏所谓“《世说》学”，与我们今天所试图梳理论证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世说》学”，毕竟还是两回事。20世纪以来，《世说》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由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世说》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古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出现了数百篇专题论文、三十余部相关专著和数十种版本，而且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研究格局，和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使《世说》之学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其成就有目共睹。在海外，“《世说》学”业已成为一个无需论证其有效性的学术名称，在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形成共识并加以使用。例如，1997年10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了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后结集出版，文后附有专家讲评；江建俊教授对韩国江源大学金长焕教授的《〈世说新语〉在韩国的流传与研究》一文的讲评中，就曾两次提到“世说学”。[2]而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在为吴代芳教授的新著《世说新探》所撰的书评里，也明确指出：“历来研究《世说新语》者不乏其人,《世说》学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3]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感到，“《世说》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实有梳理、廓清之必要。 二、《世说》学之分类 　　20世纪30年代，胡朴安在《诗经学》一书中说：“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一切之学，按学术之分类，而求其有系统之学也。学术之分类，当于学术上有独立之价值。《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必使各各独立，然后一类之学术，自成一类之统系。诗经学者，依《诗经》一切之学，分归各类，使有统系之可循。”[4]胡氏对《诗经》学的这一表述，特别是对《诗经》学的分类，为《诗经》研究的现代转换，开辟了一条新路。综观迄今为止的《世说》研究，早已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大致亦可分为：《世说》文献学、《世说》文体学、《世说》美学、《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