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王阳明晚年定论的论文.docVIP

《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王阳明晚年定论的论文 《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王阳明晚年定论的论文 王阳明（1472~1528）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有关王阳明的文献中，历来学者都较为看重《大学问》一文（见《王阳明全集》*卷26“续编一”，967-973页），将它视作研究王阳明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大学问》的史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王阳明全集》编纂者钱德洪对它来历的说明。迄今为止，未见有对此来历之说提出质疑。本文则考证出，钱德洪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法并不可信；《大学问》不是王阳明的晚年定论，它的史料价值必须重新予以认识。 关于《大学问》的来历，全集乃有如下说法：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全集》卷26，967页。） 按：从文中的“吾师”、“德洪”这些称呼来看，这一说明当为王阳明弟子、文集编纂者的钱德洪所加。“师”即王阳明，“征思、田”系指王阳明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接受朝廷命令前往两广平定思州、田州之乱一事。王阳明从家乡越中起程日期为是年九月八日[1]。据此而言，王阳明口授、钱德洪笔录《大学问》一事当发生在王阳明出发之前。具体又是何时呢？ 《大学问》尾跋又云：德洪曰：《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全集》卷26，973页。） 据此而言，《大学问》为王门“教典”，讲习已久，但一直似乎是口口相传。《大学问》首次笔录成文，则是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八月。那么，《大学问》最早付梓刻印又是何时呢？ 《大学问》尾跋亦有说明：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同上） 如此说来，《大学问》之最早见刻，是在邹谦之的《大学古本》。然邹谦之又是何时刻《大学古本》的呢？ 查《东廓先生文集》（明嘉靖刻九卷本[2]，二册，北京图书馆藏），据书中原序，此书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邹的门生林春所刻。因此，其收入文字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嘉靖十七年。卷九“杂著类”有〈跋《古本大学问》〉一文，云：阳明先师恐《大学》之失其传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复为问答以阐古本之蕴。 又卷七之《复毛古庵式之》，中云：近刻《古本大学问》，附以鄙见谨寄上求教。 上述材料证明：在钱德洪编《文录续编》收入《大学问》之前，邹谦之确曾刻过一种叫《古本大学问》的东西。问题是：邹谦之所说的《古本大学问》是否就是钱德洪所说的《大学问》呢？在将两者核对之前，作出肯定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不能找到邹谦之所刻的这个《古本大学问》，所以核实工作无法进行。不过，细按之，邹谦之《文集》中两次提到的都是《古本大学问》，它似乎是独立成篇的一个单行本；而据钱德洪言，《大学问》是附刻于《大学古本》，则似乎是一种附录性质的东西，有理由怀疑它们不是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既找不到《古本大学问》来作核对，而在邹谦之的《文集》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说明《古本大学问》是王阳明出征思、田前所授，因此，不能期望从邹谦之这一线索获得《大学问》来历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需要另辟蹊径。 上述材料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点：《大学问》与《大学古本》关系密切。《大学问》既然是对古本《大学》的解释，那么将这两者合刻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还可能与王阳明说明古本《大学》的其他文字[3]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妨把注意力投向这方面的刻本。 百陵学山本《大学古本傍释》王文禄跋云：嘉靖丁亥（案：即嘉靖六年，1527）秋，先康毅君率禄渡江，扣阳明洞天，闻王龙溪先生讲《大学》，得《古本傍释》，止前序。后增四问答。禄今重梓，增答格物问标眉。 由此材料可知，王文禄父子嘉靖六年秋访阳明洞，听王龙溪讲《大学》[4]，当时只得到《古本大学傍释》及前序，其后才相继增加有关五个问答。陈来先生曾认为《跋》中所说《答格物问》即《大学问》[5]，然今本《大学问》共有六条问答[6]，答格物问只是其中的第六条，若以此径认作《大学问》全篇，于理未安。王文禄陆续增加的总共也不过五条问答，并非〈大学问〉的全部。因此，可以肯定，王文禄到刻梓《大学古本傍释》之时，都一直未见到全本的《大学问》。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假定《大学问》于嘉靖六年就录成文，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公开，至少王门之外者一直未闻其详。 那么，《大学问》究竟是何时公开的呢？它是何时才开始出现在王阳明文集的刻本里的呢？为此，我们来简略地考察一下钱德洪收集、编刻王阳明文录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