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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与体系的论文 中华科学的基本模型与体系的论文 关键词：象征、模型、功能性结构、“形而中”、气、象、“有”、“隐”、“气象学” 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任何一种完整的文化都必然对这三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由此，从生成一个文化的功能性结构的角度看，宗教、哲学和科学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必须具备的基本成分。 不同科学研究传统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土壤中形成的。人们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法观察自然，注重研究自然界的哪些方面，选择什么符号系统来进行表述，依赖于语言、文化、社会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同样需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科学的真理具有普遍性，而科学的具体形态、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却有独特性。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也决定了中国科学的特质。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华科学传统对自然、普遍必然性和客观真理的理解，决定了中华科学研究传统的体用关系和认识论—— 方法论原则，而且决定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华科学模型及其符号体系 中华科学最独特，最值得注意，然而却偏偏被漠视或否认的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不属于任何一门具体学科，几乎是凌驾于各学科之上的统一的模型体系，那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易经为基础，先后纳入阴阳五行、气论、干支计时法、河洛理数而形成的一套理、象、数、图并举，关于世界生成演变的功能性结构象征模型和符号体系。这一模型体系不同于西方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和物质运动的组合性结构解释模型和数理逻辑体系，西方科学没有与之相对应者，而这也正是中西科学的根本差异所在。笔者认为，这一体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具有“形而中”的性质，由此决定了中西科学不仅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且涉及人类认识的不同层面。试论证如下： 1、 该体系既非“形而上”，亦非“形而下”。因为形而上者乃无形无象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乃有形有象之器物——“形而下者谓之器”。根据“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该体系的特点是“有象而无形”，即给出的是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象（根据世界在心中呈现之象而画出之卦象），而不是可明确界定的有形之物。 为讨论方便，也为突出中华科学模型体系的特征，笔者姑且名之为“形而中”。 2、 中国科学的自然观是彻底的整体论和生成论，世界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根据《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或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都表明在中国传统宇宙论的视野中，宇宙和万事万物的生成被分为三大阶段：无 → 有 → 物，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就是说，万物生成不仅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 而“有”正是一种“隐存在”或“隐过程”，这正是中华科学关注的重心。 由此，笔者主张从“生成科学”的角度，将原来笼统的形而下的部分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 “形而中”，表示已生而尚未成形之潜在的“隐存在”或 “隐过程”——“有”；一部分为“形而下”，表示已成象成形之显在的器物。这样： ① 从无到有，盖在一动之“几”，这是从形上到形下而“有之”，此为一突现，是本体发为“妙用”的突现。 ② 从“有”到物，是生的过程，“三生万物”，是诞生，“三”是一个突变点。从生到成，是生长的过程，“动而愈出”，长而成之，由兴盛而至衰亡，有形之物复归于无。此“无”乃指“无形”，有形之物复归无形之“有”，亦是一突变。 ③“有”终归于无，此“无”当通形上之道，此不仅是一突变，更是一超越。 笔者认为：①、③属哲学问题，②应属科学问题：其中，“有”是诞生的过程，这是“隐过程”，该过程中又含次一级的突变，如“一”（两仪，21），“二”（四象，22），“三”（八卦，23）。 “物”的阶段是成长过程，这是“显过程”，该过程也含次一级的突变，这部分正是当今非线性科学（或称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热点。以往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器物”及其“显过程”，可谓“显学”；而中华科学关注的重心则在“有”及其“隐过程”，可谓“隐学”。 由此，将“有象而无形”的“有”作为“形而中”(尚未定形之气)，与已“成象成形”之“形而下”（显在存在之器物）区分并抽取出来讨论，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区分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澄清有关概念；更有助于突出中国科学传统的特征，厘清中西科学的差异。 3、 中西科学皆以因果律为范导，但两者的内涵、外延都不同： 鉴于西方构成论的自然观，其终极因必为构成万物而自身不被构成者，由此引导西方科学不断寻找某种不可再分的独立的“原子”。而物质运动的终极因必为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 牛顿所谓上帝第一推动。西方近代科学只问直接因，物质运动的直接因是力，进而为能量，再进而为某种“基本粒子”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