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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的论文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辨析的论文 内容摘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中，许多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间的区别。作为当前争论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产生的时代背景、认识论根源以及历史根源。其中，当代中国哲学未能承担起为化解时代问题提供意义诠释基础的责任是造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中国乃至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过程中，最终实现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主体性；形而上学；创新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在郭店楚简研究、经典诠释学以及儒学的普世价值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哲学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愈来愈多地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下逐步浓缩并进而凸显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即“中国哲学”作为当代学科体系中“哲学”的一个分支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众所周知，“合法性”是一门学科进入当代学科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不具备“合法性”，那么，它将被拒绝在当代学科体系的范围之外。可见，“合法性”问题是事关“中国哲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出于自我辩护和重新定位的需要，中国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新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此，笔者也谈一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中国哲学的定位和研究走向再提供一个视角。一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学术范式完成的，其标志是由传统经学模式向现代哲学模式的转换。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一批学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进而促进国内政治、社会和学术思想的变革。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承继了这一文化理路，他们在其良好的西学基础上，努力会通中西学术，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等著作，从而建构起“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在这一学科的建构及其所标志的中国现代哲学的模式转换中，西方哲学的学术范式毋庸置疑地始终处于主动的和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因此，作为中西哲学会通成果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虽得以建构起来，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身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结构和旨趣”极有可能被埋没或牺牲，其本来面目和固有意义亦可能被“肢解”而“面目全非”。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依靠引进“哲学”观念及其规范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自然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由此观之，“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导源于胡适、冯友兰等人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努力。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准确。纵观整个哲学史便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如今我们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有时“中国哲学史”竟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看，从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开始即有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哲学”仅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式的“思辨哲学”。[1]（p3）后来康德也说过，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重述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黑格尔认为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2]（p98-100）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继续这种思路，竟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思想的同义语。[3]（p38）直到今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还明确地指出，“哲学”只是“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的东西，是欧洲和西方所独有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这种形态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不是严格意义的“哲学”。[4]（p9-10）可见，上述这些西方哲学家将“哲学”严格地限定在西方的思想脉络中，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自然地便成为了一个问题。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传统，在欧美等国家的大学中，“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一直主要开设在历史系而非哲学系。西方的主流哲学家之所以谓中国无哲学，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西哲学无论是在形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