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途之一——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研寻的论文.docVIP

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途之一——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研寻的论文 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途之一——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研寻的论文 在中国学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和美学理论总体品格的历史概括多有分歧。海外华人学者所揭示的中国抒情传统及其研究方法和成果给予我们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以新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美学/抒情传统/华人学者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独特品格被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体认为一种与主体表现相联系的抒情特性。在海外汉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艺术的抒情特性从大美学的角度进行了历时态的研寻和共时态的把捉，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所承袭的学术传统。按照学者萧驰先生对抒情传统所作的“谱系研寻”，陈世骧所开创的这条学术思路上承宗白华“研寻中国艺术之意境的特构”的学术追求，往下又为诸多海外学者所有意沿袭：先有高友工建构起涵盖多个艺术门类的中国抒情美学理论架构；又有孙康仪、林顺夫分别从断代史的角度，蔡英俊、吕正惠、余宝琳分别从传统诗学的概念发展，刻画了中国抒情传统的形成与演变；再有张淑香对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作了思辨性的考察。倘再加上宇文所安、浦安迪对此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广泛拓展，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研究无疑已渐成体系。[1] 在这样一条雄阔而又不乏深刻的学术进路的影响推动下，学界完全有可能对中国古典美学作出全新的评价与定位。 　　旅美华人学者陈世骧乃是此一学术传统的开创者，他在《中国的抒情传统》[2] 一文中最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提出，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中国文学的道统就整体而论是一种抒情的道统。与滥觞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的西方文学不同，中国的文学传统始于以音乐为其要髓的《诗经》和《楚辞》。《诗经》“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楚辞》是“文学家切身地反映的自我影像”和“用韵文写成的激昂慷慨的自我倾诉”，因此都是抒情诗歌的典范。《诗经》和《楚辞》把“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这抒情诗的两大要素结合起来，从形式和内容上确定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紧接而来的汉代的乐府和赋在此文学道统中继续光大并推进了抒情的趋势。自此以还，抒情传统“风靡六朝，绵延过唐朝以及以后的世代”，甚至“当小说和戏剧的叙事技巧最后以迟来的面目出现时，抒情体仍旧声势逼人，各路渗透”。与此相对应，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批评也以抒情诗为主要关注对象，如孔子就认为诗的目的在于“言志”，也就是情的流露。这导致中西正派批评显示了“滔滔的雄辩对简明的点悟法，法庭上所用的分析对经验感应的回响”这样不同的分野。 　　在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质作出此番评价之后，陈世骧在《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和《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3] 两篇文章中从字源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源头活水。《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一文考证了“诗”字的源起及其原始意义，认为中国“诗”字虽然从公元前八九世纪才见使用，但从原始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意象，即“蕴止于心，发之于言，而还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由于中国较早地出现了这样一个具有此明确意象的“诗”字，因此中国的诗学长久以来一直以抒情言志并韵律为其基本特点。《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一文从《诗经》的形成入手探索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起源，发现“兴”和抒情入乐诗歌的萌现是密切联系的，而这些抒情入乐作品被称为“诗”则是晚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兴”最初是指原始初民合群游戏时“上举欢舞”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当脱颖而出的领唱者把握当下的情绪，贯注他特具的才份，便能唱出有节奏有表情的章句，成为《诗经》中诸多民歌作品的创作根本。袭自古代的音乐辞藻和“上举欢舞”所特有的自然节奏构成了《诗经》中“兴”的本质，“兴”是这些诗歌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最初由来。后世的文学创作尽管是个人才具的直接后果，但却始终脱不开根源于“兴”之气氛的民间传统。 　　此外，陈世骧还在《姿与gesture》一文中探讨了由人的“基本情意生成而支配”的“姿”在抒情传统下中国文艺批评中的特殊意义；在《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一文中通过实例展示了时间和律度这两大要素在抒情诗抒情表意方面的特殊功用；在《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一文中提出中国诗人常常不肯以客观的态度描写自然，而是以自然象征人事，使自然与人生交织交融的观点，以此说明了中国诗人假借自然来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取向。另外在《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中陈世骧还提出，宋代的诗学在与禅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下发动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运动，导致中国传统诗学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强化：“一是将自然作为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二是充满暗示的诗歌的抒情性。”由此陈世骧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升华为非个人化的意境的情感，一种在得到生动描写的自然对象中具体化的情感，中国人由此达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