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３０年回望的论文.docVIP

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３０年回望的论文 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３０年回望的论文 夸张点说来，当代学界确实正处于一个“消解西方神话，重说中国故事”的时代。文学研究和文论研究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是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化，学术景观风云变幻，在全球化语境或谓世界史意识中，经过后学的激发，西学中许多过去以为解决或已有答案的问题正在接受再度审查，而对80年代以来的诸多问题也是这样，最突出的标志是对“八十年代”的书写也似乎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这里只准备对30年来文论和美学领域内的人文维度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用的是知识学的检视方法。 　　这里所谓的人文维度，主要指80年代以来的国人学者从纷繁复杂的“五四”文化和西学资源中接引而来的种种关于文化、文学、审美与人的关系的思想和论述取向。严格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即有自身的人文思想脉络，但自现代以来，尤其是清末民初和“五四”以来受西方范型影响的人文话语与文论美学，至少在制度性的层面上已获统治性地位。但百年后看来，这些话语在不可避免地对译西来思想方面，有许多奇妙的错位、误读和想象，直令今人称奇。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其实即是以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脉络，去抵抗传统儒家伦常的家长监护及受制于传统的民间土俗势力或习惯。在他看来，传统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视自身“从动物进化”，在驱除传统黑暗后将自身“兽性”和“神性”合起来塑成新的“人性”①。而吴宓的“文学与人生”课程则强调humanism（他译作“人文主义”）不是religion or naturalism（宗教或自然主义），也不是humanitarianism（他译为“人道主义”），而是culture or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个人之修养与完善）。在他看来，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恰恰要高悬道德理想，沟通传统与现代，调和人生与文学②。这两种人文思路在“五四”以来的人文脉络中竟截然对立，其中的冲突显而易见，但其幽微处又并非无法沟通。这种情况其实很值得细细研究。 　　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话语在界定其内涵、论述其诉求时，往往错位，经常飘忽。有些循周作人式的路线对译西方的humanism，强调某种世俗的、启蒙的意义（即通过特定知识修养而摆脱野蛮状态或外来束缚并成为“人的”的内涵），在80、90年代甚至被附会到人性、人情和审美等论述中，而80年代一度风靡的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说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乃至《绿化树》式的文艺作品，也确乎都在张扬人的自然性取向，“人道主义”之理竟如今人在原谅别人时常说“谁不犯错？待人要厚道，讲点人道主义嘛”。也有人想象性地错译到liberalism上去，并将之敷衍到人文修养和自由教育方面，后者却又与西学中强调人文教育和博雅之学之类的流脉正相吻合。借引西来人文的译述问题很多，比如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叙述中裂缝和张力到处可见，而吴宓的人文思路也是摇曳多姿，其间对情与理、一与多、古与今乃至人与文的沟通和调适也不无紧张和争议。虽然各种话语不尽相同，甚至多有对立和矛盾，但这里还是把诸种思潮话语捏合在一起，称以“人文维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考虑到它们无非建基于20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的人文表述或审美话语，无非都是在新的世界史进程和民族国家文化建设中对“人”的理解、设定和建构。 　　需要强调的是，借引的西来思想虽有错位、误读和想象，尽管也时常与社会现实或文化土壤相对隔膜，却又往往切中民族文化某方面的要害或痼疾，并且其效应也颇为重大，不易也不能抹煞。也就是说，正因为怀着乌托邦情怀，它也带来了许多创造性的因素和功能性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文”。理解“人”所包含的历史的意义和人自身的“文化”取向，已然构成了80年代所谓新时期以来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之间的或呼应、或对立、或否定的关系。也正因此，不同时期的人们乃至同一时期的不同人们，对人、主体、意义乃至文化和政治这些概念和内涵的关注，促成了互相对话和争论。人文话语作为80年代以来一种突出的意义系统和思想脉络，远远超出人们的简单想象。在新的时代里，尤其是在对过去30年的文论美学进行把握时，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要说明的是文论美学之人文维度发生的条件，也就是政治语境的宽松和开放。一般说来，这个宽松和开放是邓小平开辟的。1979年4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