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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的论文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的论文 [内容提要] 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和方法，不仅是“史料学”的课题，它也可能引起“历史学”的整体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因为史料范围的变化，历史学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可是，在中国大陆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领域，这一变化却一直不很明显。本文的重点是，第一，以六类文献为例，讨论思想史研究可能使用的更广泛的资料，第二，指出由于过去的思想史何以不能容纳和解释丰富的资料，第三，指出应当改变若干观念，使思想史研究可以发掘更多资料。 有时候，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如何、方法如何，已经不仅仅是“史料学”一隅的课题，甚至历史学的整体改变，也可能由于使用什么历史资料和如何使用历史资料而引起。1997年，台北的王汎森先生曾经在《新史学》上发表《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讲到二十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指出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他引了傅斯年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说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变化 。 历史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中国确实有深刻变化 ，试比较一下清代历史考据学家和二三十年代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论证方式、资料范围的差异，人们会察觉到，到了二三十年代，关于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资料的观念已经发生相当大的改变 ，在所谓20世纪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秦汉简牍之外，域外文献、民间唱本、小说戏曲等等都开始进入历史研究。这种方法不仅进入主流历史学界，得到占据制高点的西洋历史理论的支持，得到趋新一派历史学家的认可，也在拥有很高威望的一代学者那里得到呼应，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面，就不仅提到档案和函牍，甚至还说到寻常百姓的流水账和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的店家账簿对社会史的意义 。显然，这跟过去清代学人主要依靠儒经诸子、正史通鉴、重要文集最多加上笔记、野史不同了，因为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观念不同了，研究历史的领域也扩大了。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思想史或哲学史的领域，这种变化却一直不很明显，整个二十世纪，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候外庐到任继愈，哲学史或思想史一部接一部，但是在历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上面，似乎还没有看到根本性的变化，通常只是由于评价尺度和政治立场的变化，发现了更多的可以入史的文集和著作，像王充、范缜、吕才、李贽，但是，对于其他的更边缘的、更间接的资料却很少采用 。如果说，在新的历史学观念影响下，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使用材料方面，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那么，思想史的研究是否也应当有观念的变化，使它使用的资料范围有所改变呢？ 一 近年来，在思想史领域里开始感觉到材料不足，而且资料范围成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讨论话题，一开始，大概和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连串的考古发现，曾经使很多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很震惊。最初，大家的思路都很一致，就是觉得，这下子可好了，考古发现给我们平添了好多材料，像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老子》、《易》、《五行》，银雀山的《孙膑》、定县的《文子》等等，加上由于这些古籍出土以后，渐渐平反的一批“伪书”，都可以成为思想史讨论的材料了。但是，渐渐地胃口大了，便觉得这样的新资料还是不够，因为更多的考古资料却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考古发现的很多东西，是数术、方技、兵书以及没有文字的器物、图像等等，按照传统的思想史哲学史，它们都够不上“思想”或“哲学”，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东西在那里，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还是精英和经典，对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一个解释的方法，所以没法把它们纳入。那么，能不能思想史有些变化？怎样改变原来思想史的模式？这是九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就有的思考和焦虑。 思想史当然主要是靠精英和经典的文献为资料的，儒家的经典和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这些是天经地义的资料。当然，对于中国古籍，一说就是“翰海无涯”、“汗牛充栋”，思想史连这些资料还没有用尽，何况旁骛其他的东西？但是，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方法看，这些资料并不另类，只要思想史和哲学史肯下顾“二三流人物”（就象文学史研究者在李白、杜甫的论文太多重复之后光顾第二三流作家一样），它们还都有可能进入史的视野的，只是迟早多寡的问题而已。倒是另外一些东西，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思想史或哲学史范围里面，在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不能进入这种思想史写作的还很多很多，下面我随便举一些例子。 第一，历书，就是皇历，在古代，敬授民时，是官方控制的，又是有关王朝合法性的，所以考古发现中间《日书》很多，现存最早的官方雕板印刷品也是历书，而古往今来印刷数量最多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