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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忠信之道”——“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篇细读的论文 什么是“忠信之道”——“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篇细读的论文 摘 要：本文通过对“郭店楚简”之《忠信之道》篇的细读，深入揭示该简文的根本意旨同样在于“仁义”，同样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之所谓“中庸之道”。并且指出，该简文所论证的对象同样是“属人”的，同样指涉所有人及其相互间的上下左右之关系。同时在考古学和文献学外，从解释学的角度，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为证成其成文年代，提供了一条思想史方面的理据。 关键词：忠 信 仁 义 道 德 中庸 自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下称“郭店楚简”）[1]以来，有关于此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直至今日，尚未止息；尤其对其中“儒书十篇”的研究，更是炙手可热，与日俱增——毕竟这部分出土材料的文献价值和思想意义太重大了，毕竟它从根本上对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传统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其构成了颠覆和冲击。 而本文的写作，即通过对“郭店楚简”“儒书十篇”中《忠信之道》篇的细读，对其中所蕴涵着的“忠信之道”，给予哲学性的追问（philosophizing）和反思。 一 《忠信之道》可以说是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儒家作品中文字较短的一篇；然而它对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意义却重大而深远。为此，李存山先生曾撰文指出，该篇所讲的“忠信”，其意旨不在于“教化民众”，也不是讲普遍的道德伦理，而是教导和要求“当权者（‘有国者’或‘长民者’）”们要做到“忠信”；并且认为，此乃该篇之所谓“特色”[2]。然而，果真如是说哉？ 在本文看来，这一简单界定和划分“简文”教育对象的阅读方法，是有失公允的；或至少说，其中不无主观臆断之嫌。然则《中庸》不曰“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乎？不曰“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乎？不曰“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乎？同时，《礼记》不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乎？不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3]乎？以及《大戴礼记》中不曰“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4]乎？换句话说，以孔子为代表的整个先秦儒学是“属人”的，而且这个“人”，又无疑是“大写的人”——它所指谓的，乃是庄子之所谓生于天地之间、“处于天地之间”[5]、“无所逃于天地之间”[6]的整个人类，而不可能是其中某个特定的个体、群体或者集团；至于这篇“简文”，似乎也并不例外。 此外，若仅就其中所谓“特色”而言，则本文尤其不敢苟同。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特色”一词之于当下，竟是如此好用的吗？难道什么都可以被冠之以“特色”？而且，这种所谓的“特色”，真的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还是牵强附会、附庸风雅呢？历史发展到今天，又哪里会有那么的所谓“特色”可言呢？而“特色”一语在当下之所以会过多过滥，究其实，则不是欺人就是自欺，不是装傻充愣、“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无畏与无知——无知者无畏，反之亦然。 众所周知，与其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其思想在于“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是“政治化伦理”或者说是“伦理化政治”的话，倒不如说它在于亲而尊，仁而义，人伦而政治，父子而君臣，从内至外，由近及远，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更为深切著明；而且与其说孔子之所谓“中庸之为德也”[7]仅仅在于伦理，倒不如说更在于政治——这是因为，具体在孔子那里，伦理与政治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伦理就是人道，而政治则也是人道而且是其中的“道之大者”，最大的人道。正所谓“人道政为大”[8]；同时，亦有如《礼记》之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9]。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其实也无不是从这种对人道的现实理解出发来深入观察和理解政治的；而其所谓“中庸之道”，则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明于人伦、关切政治，仁义相提、家国并论的政治哲学和经世之道。也许人们早已忘却了梁启超所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10]——而《忠信之道》既为儒家著作，既为所谓“百家言”者，那么它自然便不可能是其中的什么例外了；换言之，既然“百家言”者都一样，那么此篇自然也便不该有什么所谓“特色”可言——这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不言自明、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已不必作更多不必要的解释。 二 但其中的问题却是，所谓“忠信之道”，究竟又是怎样的一种“道”呢？难道它同样也是先秦儒家的那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中庸之道”吗？回答是肯定的。 譬如，“简文”中便有言曰：“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这句话的意思，则不过是说，所谓“忠”，乃是“仁”的实质或者核心；而所谓“信”，则是“义”的指涉或者目标。换句话说，“仁”的实质或者核心当在于“忠”；而“义”的指涉或者目标，则又相应地在于“信”。由此可见，分别作为“仁”的实质或者核心和“义”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