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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德格尔看中西哲学美学的互动影响的论文 从海德格尔看中西哲学美学的互动影响的论文 毫无疑问，海德格尔研究已成为近十年来主导中国学术界研究方向的显学之一。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沉浸在一种罕见的喜悦之情中，这种喜悦之中既包含着欣慰，也包含着一种拈花微笑般的自得；既包含着豁然开朗后的惊喜，同时也包含着憧憬与期待。喜从何来？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学界如此热衷于研究海德格尔，这一研究到底给中国的学界带来了什么？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从中西思想之互动的角度加以解释的现象。 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科学与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学界在总体上就体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二是科学主义及与之相应的西方中心主义。前者仍然是晚清以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落后民族心态的延续，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完美无缺、不可更改的，对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许多先进东西包括科学和民主精神等都一律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这种倾向已被中国的革命实践和现代化进程所冲决，并被证明为是保守、过时的。后者则相反，体现为把科学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总是以自然科学尺度作为评价自然与人文现象的最高标准，把自然科学所遵循那一整套精确、量化的方法看成为包括人文、精神学科在内的一切研究的不二法门；与之相应，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对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加以彻底否定，或者以西方的模式对其进行改造，这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这并不仅仅是说我们应用了西方的术语，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上的根本转变，比如在语言、艺术、历史、医学等等人文领域，西方的现成的方法与分类等消解、改造了传统的中学。与前者相比，由于西学的传入过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同步的，所以，在不少人心目中，“西方的”成为了“先进的”代名词。于是两个问题被提了出来，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是否在今天仍有可能被现代性所吸收、改造因而成为有现代意义的东西？第二个问题是“西方的”是否一切都完美了、无须发展、改造了，更无须向东方包括中国的思想文化吸收营养了？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被事实回答了的问题，异化，世界大战、环境污染，核军备竞赛，生态平衡、全球化等等问题向我们说明“西方的”并不等于完美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除了社会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又是什么？西方在走向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的进程中，其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负面影响日益加剧，以科学主义压抑人文精神所造成的片面的、异化的危机与恶果愈加明显。这也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东方思想特别是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对于克服与避免这些问题与危机是否有借鉴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也就是中学的现代意义问题。中国的学界正是带着这两方面的问题来研究海德格尔的，而研究的结果是令人喜悦的。 海德格尔是公认的20世纪西方思想的巨匠，他深入反思了时代困境的思想根源，这一根源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形而上学以及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科学主义。那么化解这一症结的药方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和科学最终根源，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建立在这一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符合的真理观”，问题在此转变为有没有可能突破这种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在前期和后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思考并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前期，也就是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通过对存在之意义问题的探讨，海氏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知识形而上学”传统的根基进行了彻底的检验。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如果存在的意义问题没有被理清，那么任何存在判断都是没有根基的。这样一来，作为形而上学之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认识论把人与世界设定为现成存在的主客体关系，“把这个‘主客体关系’设为前提”，设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然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它们仍旧是而且恰恰因此是一个不祥的前提”，因为它“把这种关系理解为现成存在”，那人（此在）与世界在“实际性”上被分割为“现成存在”的两个“存在者”——主体与客体，两者在分立、对立的“前提”下，“一个‘主体’同一个‘客体’发生关系或者反过来。”在海氏看来，这种预设的前提在存在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正“由于存在论上不适当的解释，在世（按：即“在世界之中存在”）却变得晦暗不明了”，造成“人们一任这个前提的存在论必然性尤其是它的存在论意义滞留在晦暗之中。”因此海德格尔说：“笛卡尔发现了‘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新基地。但他在这个‘基本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执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我在’的存在意义。”[1](p28)“无疑，必须首先厘清存在的意义问题，但应当从何处下手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不可怀疑的不是“我”这个“思”的主体，而是作为存在问题之提问者对存在的在先的领会，因而这一提问者（人）作为存在者之一具有存在论上的在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