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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的论文 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的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社会中采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背离，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维新运动时期从日文汉字引入的“科学”概念，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在清末新政运动中，全面引进日本的学制和教材，这场教育革命启动了中国人从传统儒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全面转变，科举制度也随着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消亡。 【关键词】科学/科学教育/教育革命/科举制 【正文】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西学格致”作为“夷之长技”传入中国，它在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道器”、“本末”、“学艺”之类的传统文化范畴中，处在器、末、艺的地位。1897年11月，康有为编录《日本书目志》时，第一次把日文汉字“科学”引入中文，[1] 并在给光绪皇帝的戊戌奏折中写道：“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学。”[2]这一时期的“科学”，明显是作为科举的对立面提出的， 从科举教育走向科学教育的新陈代谢，是一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教育革命。 　　　　一、科举挡了科学的路 如果把历史的长焦镜头拉向19—20世纪之交，去窥视一下本世纪几位风云人物青少年时期的求学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在1902年春，入南岸私塾，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生于1892年的郭沫若，从6岁入家塾读《三字经》“发蒙”起步，后来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到1902年开始学做经义策论。 生于1891年的胡适，4岁入塾，在1895—1904年间， 他依次读的是《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诗经》、《书经》、《易经》和《礼记》。 生于1889年的翁文灏，6岁入塾，从读《千字文》、 《幼学琼林》开始，接着读《论语》、《孟子》等经书，1902年在鄞县应试，中了秀才。 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6岁入塾，8岁读《大学》、《中庸》，9 岁读《论语》、《孟子》，11岁读《春秋左传》，13岁读《尚书》，14岁读《易经》，15岁（1905年）读《左传》，同年夏曾到奉化县城去“应童子试”。 如此生涯，叫做“幼习举业”，是自隋唐沿袭下来的科举制度所确定的启蒙教育和初级教育。 在19世纪中叶由清政府上层发动的洋务运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新教传教士们的努力相衔接，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又一次高潮已经持续了多年。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同文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天津大学堂、京师大学堂……，译书制器，传业授徒，寸累尺积，历历在目。然而，为什么上述人等所受教育还是从《三字经》和《四书五经》起步呢？ 说来也简单得很，洋务运动中鼓捣那些洋玩意儿的人，在中国读书人中，只占很少数，从洋务机构中出道的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 同文馆的首届毕业生张德彝，即便是后来官至驻英大使，又曾当过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但他最终还是带着沉重的自卑感告诫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3]这位张老先生所说的“读书”，是指读《四书五经》；他所说的“能文”，是指能写八股文；他所说的正途，是指要在科举道路上得个进士、至少是个举人的出身（或称作“功名”），否则在官场中就会被人看不起，自己也觉得低人一头。 用如今的眼光看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严复该算是最有学问了吧？但是，想当初他不过也是因为家境贫寒、走投无路才去读了洋书的。 13岁考上了免费的福州船政学堂，后来被派到英国留学。1880年被李鸿章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而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全国闻名的海军学校的教务长，却在五年之后特地跑回老家福建去考举人，结果没考中。他回天津升任了“会办”（副校长）之后，又于1889、1890年接连去北京赶考，1893年再次回福建乡试，全都名落孙山。这就是说，国中当时这位最懂西方科学、胜任专科学校校长的稀有人才，其社会地位还抵不上一名会写八股文的举人。 同是在1889年进入考场，蔡元培却中了举人，接着在1892年中了进士，随后又进了翰林院。此前，他对西学并无所知，只是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举国一片救亡声中，他受到了触动，才开始在翰林院中自学《电学入门》和《化学启蒙初阶》之类介绍科学abc的读本。 按今天我们理解的知识水平衡量，19世纪末的严复是高于蔡元培的。 但是，按当时的评价尺度，他们的社会地位排序则是蔡元培远远高于严复。 历史就是这样跟人们开玩笑，以译介《天演论》等西方名著把中国人的天道观念搅个天翻地覆的启蒙大师严复，是没有“功名”的；而沿着科举之路登上士林之巅的蔡元培，却是在坐热了翰林院的椅子之后才觉悟到需要寻找启蒙知识的门径。 近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