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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的论文 作为哲学的全球化与“世界文学”问题的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学界对全球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界定，并剖析了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将全球化提升为一个扬弃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新的哲学范畴，进而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赋之以新的思想维度，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构型问题进行了探讨。 “全球化”这个新鲜出炉的术语在我们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可能一点不亚于它在实际上将我们的生活及其前景所抛入的不确定性。它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然后，对它我们该如何去迎对?围绕全球化的研究目前已全面展开，并且确也取得了相当之成果，例如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伦理学，甚至在广义文化以及作为其构成的文学研究等领域。但是，严格说来，这些论说多数尚徘徊于现象的描述和简单的逻辑推论及预测层面，缺乏宏深的哲学开掘，或者说，尚未形成一个启导性的理论框架。而没有这样一个哲学框架，我们的讨论将会一如既往地盲人摸象下去。文学研究自不例外，因为既然要研究文学，我们就无法回避方法，回避理论。拒绝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或理论态度。同多数同行—样，笔者认定文学和文学研究与全球化相关，但更期望能够在一个哲学的层次上对此相关性做出综合而辩证的描述。因而本文的任务就是：第一，为纷纭杂沓的全球化论争理出一个头绪，当然说它是一种理论或知识框架亦无不可；第二，试着在此框架中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并尽可能赋之以新的思想维度。 对某物的认识通常决定着对它的态度趋向。这虽为老生常谈但仍然适用于当前的全球化研究。我们看见，是赞成全球化抑或反对全球化均取决于对全球化是什么的认识。这里“是什么”包涵有两层的意味：它原本上是什么和它被认为是什么，原本上是什么要通过被认为是什么而显现出来。我们先来看全球化被认为是什么，以及由此观念性的全球化所决定的全球化意义。 一 “全球化”即“现代性” 这几乎是西方左翼批评家和所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全球化的体认和反应。其渊源可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通过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①其所谓“成为世界性的”也就是今日所谈论的“全球化”，顺便提及，法国人就用“世界化”（mondial-isation）来表示“全球化”，尽管法文中也有“globalisation”一词。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全球化”的驱动者是资产阶级，其内在驱动力是资本主义市场本身的欲望逻辑，因而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就是一种主动的和单向的运动：以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史看，不存在来自于另一极的“全球化”运动，套用费正清的模式，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存在有与另一极的交互作用的话，那么它只是“刺激—反应”，是主动的刺激与被动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不是主体间性的交互全球化，而是主体对他者的全球化，是现代认识论的全球化，是强势力量的全球化。因此人们很有理由将当今的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事实上如杰姆逊所言：“在美国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之间，不仅是与第三世界国家而且是与日本和那些欧洲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关系。”②所谓“不对称性”就是交往过程中的单向性，即这种交往为单向性所主导，因而便不再能够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交往”；所谓“不对称性”暗示了全球化的现代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我的意思是，现代性就是帝国主义，或者换言之，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帝国主义阶段。 杰姆逊注意到：“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经常被指认为如今众所周知的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③对于杰姆逊来说，“后现代性”是晚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即是说，“后现代性”在历史上和本质上都应该归属于资本主义。因而，当他这里将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说成是后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时，他所指示的仍旧是作为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现代性或资本主义。他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描述后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理解帝国主义。显然，这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当代传人所必然采取的立场和视角。 通过“文化的经济化”，他所揭露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之内在的资本主义品性，文化产品的输出绝对不只是文化性的，它同时还是商业性的：“美国电影和电视向来就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一样地属于上层建筑；它们是经济学，也完全是文化，而且确实与农产品和武器一起，作为美国的主要经济出口产品，作为一个纯利润和收入的巨大来源。这就是我们为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