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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观念的quot;真quot;及其历史意蕴的论文 作为文化观念的quot;真quot;及其历史意蕴的论文 在中国文化中，真这个词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当然，最初其词义与现代汉语中的真并不完全重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真的观念。事实上，以真为内涵的词，从先秦以来便深深地融合于中国文化。宽泛而言，真或表达真的词，其内涵有多重维度。从认识论上看，真首先与假相对，这一意义上的真，往往指正确的知识，近于现在所谓真理。在中国文化中，作为真理的真，更多地以是的形态出现，所谓是非之辩，便涉及认识意义上的真假。真的另一涵义是诚，诚与伪相对，往往指真诚的人格、德性或行为。真的第三个基本涵义是实，指真实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妄，妄即不实或虚幻。此外，真还指审美意义上的自然或本然，本真之美常常与人为的矫饰相对；真作为俗的对立面，往往亦与与终极的关怀相联系，所谓真如，真宰等等，都超越了世俗的世界而指向终极意义上的存在。真的如上涵义通过化为人们的具体观念、行为，在中国文化的演进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一、作为是的真 　　从认识的层面看，真首先表现为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常常以是来表示。早在先秦，墨家已指出，逻辑思维的功能和作用在于明是非之分，知识的真在这里就表现为是。与墨家一样，儒家也一再强调辩是非，以获得所谓真的知识；孔子要求多闻多见，对不可靠的知识持存疑的态度（多闻阙疑），便表现了对真知识（是）的追求。　　在是的形式下，真首先具体化为一种求知的观念和态度。对主体而言，真往往体现为实事求是的要求。ww孔子已指出，知道的就说知道， 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以不知为知构成了对照：前者表现了认识上的真实性，后者则是一种虚假的态度。儒家的经典《大学》强调毋自欺，亦以真实性（不自我欺骗）为认识的基本立场。对中国人来说，认识主体的这种真实态度，既是伦理意义上的美德，又是达到知识上之是的前提。　　与认识主体的真实性规定相应，在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上，如实地把握对象，构成了求知过程的基本要求。《易传》提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此解释《易经》中卦象的形成，而卦象的作用则被理解为类万物之情（揭示对象的真实状态）。《易经》本是一部占卜的书，其内容似乎应疏离现实界，但在中国的哲人看来，情况却刚好相反：卦象的可靠性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导源于真实的现实。在这里，事实之真与观念之真被视为相互关联的二个方面，而这种统一性又构成了确信《易经》中诸卦象普遍有效的根据。 　　在认识过程中，真的观念居于更为核心的地位。孔子已提出了四毋的要求，即不要凭空臆想，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其中的核心是反对主观独断。《管子》一书也一再主张排除主观成见，从客观对象本身出发（舍己而以物为法），直到宋明时期，朱熹等思想家仍把从对象本身出发，撇开先入之见（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视为研究和治学的基本原则。物我、主客的这种分疏、辨析所指向的，不外乎求是（获得正确的认识）：主观的成见往往遮蔽对象，惟有从事实出发，才能得其真相。 　　从知识与学术的层面看，真观念的现实力量主要展开于科学及人文研究的的领域。中国古代在科学研究方面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些科学的领域大致集中于天文学、农学、医学、数学等。天文学主要建立在实际的观察及数学的推论之上，天文的研究要求细致地观察星象（行星、恒星等）的位置、变化等，这种观察以得其真为宗旨，它构成了建立天象坐标系统的前提。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人就十分注重各种天象真实状态的观察和记录，早在春秋时期，以日食而言，仅《春秋》一书，就记载了37次，其中33次已被证明是可靠的，数量之多和可靠程度之高，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罕见其匹。在医学领域，先秦已出现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四者构成了了解疾病真实状况的相关环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分别从治疗过程、药物属性等方面，突出了正确地把握病理、了解药物作用的意义，而贯穿其间的原则之一，便是求真。 　　人们往往批评中国人注重实用，而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精神，甚而以实用理性概括中国思维的特点。诚然，中国人很早就比较关注实际的需要，重视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不能因此便推断中国人缺乏求真的意识。致用与求真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并不是彼此排斥的，求真固然往往以致用为指归，但致用本身也总是以求真为前提，在科学的领域尤其是如此。以天文的研究而言，这一领域诚然与解决农业、历法等问题相联系，但获得天象的真实材料（得其真）却是首要的出发点；在天文观察的过程中，真本身就构成了目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对真的追求，也就不会有中国传统科学文化。　　与科学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人文学科中的真。中国古代当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近于近代人文学科的一些学术分支却已出现，文献考证、文字训诂等等，是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