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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语用学与基础论辩的论文 先验语用学与基础论辩的论文 [摘要] 如今，德国的先验论传统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合流已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阿佩尔（k.o.apel）的先验语用学正是这种融合的结晶。它把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哲学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试图为科学论构筑一种合适的研究平台，同时也试图给出一种终极有效的奠基策略来规避相对主义。尽管先验语用学尚处于形成之中，其边界还有待于通过论战来作进一步的界定，但它的研究方向和追求目标无论如何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 先验论辩 语用学 科学哲学 奠基策略 　　迄今为止，我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研究还尚未对德国哲学、尤其是先验哲学的演变动向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无疑是一种偏颇。其实，无论是r.bubner、erlangen学派的k.lorenze和j.mittelstrass，还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在先验论的方向上大大地深化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阿佩尔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试图把先验论从康德的意识论领域移植到语用学中来，从而对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他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巳经不是什么秘密了?qt[1] 我们知道，科学哲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为科学知识作出辩护的问题，而语用学对当代科学论的贡献不仅在于经验地呈现知识的生成过程，同时还试图为这种知识提供有效的辩护。问题是，什么样的辩护才算是有效的呢？是否存在一种终极的辩护呢？换种说法，语用学一般不相信真理之类的词，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基于特定的条件与地方性的情境进行研究的，那么凭什么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并且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呢？认同当然要经过现实的商谈与论辩过程才能达成，然而商谈与论辩又为何总是能达成认同呢？了解了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的解决方案和奠基策略，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一　　阿佩尔曾对自已的思想作过如下的概述：我本人的先验语用学之路细想起来是这样的：最初首先接受了莫里斯（进一步说是皮尔士）所达到的三维指号学的施行（pragma）概念，通过将指号的解释者（发送者与接收者）进行主题化，从而在语言哲学层次上返回到古典先验哲学的主体问题的建构上去。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2]当然先验语用学不是上述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哲学的转换。转换（transformation）意味着一种双向性的转换。一方面使经验的东西按先验的方式得以重构，通过奠基使语用学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同时也把康德的先验哲学按施行论的方式加以转换，转换到语用学的维度上来。这是两个互补的转换方向。我的课题是，不仅阐明先验语用学对现代科学的经验的必然性，而且也阐明用先验语用学诸概念来批判地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先验哲学的必然性。（[1],s.16） 　　莫利斯所引入的语用学(pragmatics)一词，原本是在与语型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分析维度相区分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真正赋予它以哲学内涵的还是维特根斯坦?qt语言游戏说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论。按照语言游戏说，语言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它对事实的表达，而是取决于它的用法，即在生活形式的语境中的使用；按照言语行为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它不仅要表达某种经验事实，更主要的是还要有所作为。用奥斯汀的话来说，说话就是做事。从两者的结合中可以看到，语用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语言哲学的方向，即从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制约语言使用的情境条件的构造。构造的要件不仅涉及谁说话，谁接受，还涉及说话与接受的方式与媒介。当语用学把话语?qt主体作为共同体来构造时，也就意味着一开始就把主体性作为主体间性来理解了。 　　阿佩尔接受了上述语用学的基本主张，甚至把科学也直接理解为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他认为，只有从语言游戏所提供的主体间性出发，科学才能真正有效地摆脱方法论唯我论的缠绕。在语用学看来，任何人都没有独自拥有真理的特权，任何一种主张都己经包含了有效性的要求，它要想表明自己的科学性，首先必须能让别人接受，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仅仅给出一种证明或者经验事实的证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主体间的谈论(diskurs)与论辩(argument)。只有通过论辩，我们才能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佩尔用论辩共同体来取代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用学返回到了希腊的论辩传统上来了，从而一改以往的知识论只注重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而轻视其topika(论辩篇)和修辞学的偏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论辩术不具有严格的三段论法所具有的普遍的强制力，然而人们在事实上想达成相互的认可，还是有赖于论辩中的说服。他觉得，论辩术所特有的关于事实的归纳法似乎特别适宜于这类说服的任务。[3] 但是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