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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为父绝君”的论文 再说“为父绝君”的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关键词：郭店楚简 为父绝君 丧服之礼 一 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有云：“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杀”，从裘锡圭先生读，意为“省减”，彭林先生解为“杀止”，李零先生将此字读为“疾”。）我在拙文《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一文（载《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主要论述《忠信之道》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中也提到：“《六德》篇有云：‘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这是以前未曾发现的先秦儒家文献明确讲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反对将君臣关系绝对化（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思想。”这句话后来受到几位学友同仁的批评，特别是彭林先生指出，此处的“绝”当作“绝服”解，“为父绝君”意谓“父丧重于君丧”，“若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两者丧服之规格与时间相同，则服父之丧而不服君之丧”，“简文所言，不过为古代丧服之通则”，与“反对将君臣关系绝对化的思想”无涉（《六德柬释》和《再论郭店简六德“为父绝君”及相关问题》，两文均载《古墓新知》，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亦见“简帛研究”网）。 我对于“古代丧服”完全是外行，向来不措意，但因受到这方面的批评，竟然对此也有了几分兴趣。偶翻《礼记·丧服四制》，见其中有：“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这很明显是因为“父在”而减省了对母的服丧期（将三年减省为一年）；而且父丧是服“斩衰”，母丧则是服“齐衰”，这体现了父丧重于母丧。陈澔《礼记集说》在注解《丧服四制》的“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时说：“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恩掩义也；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义断恩也。”前一分句只是说了因“父母之丧”，可以“三年不从政”；而后一分句很明显是说君丧重于父母之丧，当君丧发生时，要为君穿丧服，而“不敢私服”，即不能为父母穿丧服。这与“为父绝君”正相反，是“为君绝父”。 陈澔的“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之说，是本于《礼记·曾子问》。其中有云： 曾子问曰：“大夫、士有私丧，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过时而弗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 这段问答的意思是说，当大夫、士为父母服丧，到了应举行“除服”之礼时，正碰上有君丧，要为君穿丧服，这时候还能为父母之丧举行“除服”之礼吗？孔子的回答是：“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既然如此，为父母之丧“除服”就更不行了（孔颖达《礼记正义》：“成丧服为重始，除服为轻末，在亲始重之日，尚不获伸，况轻末之时而可行乎”）。于是，父母之丧的“除服”礼就因“过时”而不能举行（《曾子问》又有云：“曾子问曰：‘父母之丧，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礼，过时弗举，礼也……”）。只有等到君丧“除服”之后，才能为父母之丧举行“殷祭”（小祥和大祥之祭）。孔颖达《正义》云：“此一节论臣有君、亲之丧，当隆于君之事。”陈澔《集说》亦云：“君重亲轻，以义断恩也。”君丧重于父母之丧，亦即应该“为君绝父”，而不能“为父绝君”，《曾子问》对此表达得很明确。 因此之故，我写了《“为父绝君”并非古代丧服之“通则”》一文（载《经学今诠四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亦见“简帛研究”网）。在此文发表之前，我曾征求过几位学友同仁的意见；在此文发表后，我更期盼着有跟进的讨论和批评。但迄今为止，我还没见到就此作进一步讨论的文章。我曾想，这或是因为此文讲得“完全外行”，故不值得讨论和批评，所谓“竖子不可教也”。但又自忖，我虽然对古代丧服是外行，但多年来学治中国哲学史的训练恐不致对古书有大的误读。也许《礼记》中的丧服之礼确实就是如此，而《六德》篇的思想则异于《礼记》，或者说与《曾子问》、《丧服四制》等篇正相反。 《仪礼》中的“丧服礼”有与《曾子问》、《丧服四制》等篇相符合处，但《仪礼》中没有关于父丧与君丧孰重孰轻的明确表述，这一点我在写那篇文章时也注意到了。也许其他古籍中还有异于《曾子问》、《丧服四制》等篇关于丧服的礼制或通则，而我所接触到的这方面的文献毕竟九牛一毛。但转念一想，古代的儒学家、经学家对“丧服礼”的重视要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