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论文.docVIP

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论文 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论文 摘要：“新心学”与“新理学”是现代中国哲学思潮中的两大主要派别，冯友兰由考察“新心学”与“新理学”的理趣旨归，论定其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由诠释“新心学”与“新理学”对立的消解，展望中国哲学的未来与发展；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哲学史观念。 “五四”以后，中国哲学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对于“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反思，去总结，通过对各种哲学思潮、哲学理论的评断与定位，展望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与前景。冯友兰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考察，十分注重对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解析，并以此论释自己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解。这种学术视角颇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对冯友兰诠释中国现代哲学的视角与思路，作一些疏理与评析。 一、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 ——“卓然能自成一系统”的哲学体系 冯友兰考察中国现代哲学，注重对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论析，并以此诠释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前景，同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原则关联。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是强调中国哲学的原创性与包容性，认定中国哲学应当是“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在承接和弘扬民族哲学传统的同时，容纳和消化异民族的理论思维成果；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只能实现于中外哲学的交汇与融合之中。冯友兰这种观念，源于他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融会史实的深入了解。这种了解，使冯友兰断定“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不同。这种不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中国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之间的差别。“在中国的佛学”，固守印度佛学的传统，未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接触，无法对中国精神的发展产生大的作用与影响。唐玄奘引进的唯识宗，即是这种典型的“在中国的佛学”。“中国佛学”则有所不同。禅宗作为“中国佛学”的典型与代表，乃佛教中的中道宗与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哲学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禅宗的发展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关联，使得禅宗对中国哲学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自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哲学，形成于更加广阔的中外文化交汇之中。冯友兰在考察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时候，则注意区别“中国现代哲学”与“在中国现代的哲学”。冯友兰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新时代对于旧时代，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历史只能在扬弃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哲学”，正是建构在融会中外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即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典型与代表。因为在中国和西方哲学史上，本来即存在着“心学”与“理学”两大派别。中国哲学史上，“心学”的代表为宋明道学中的陆王之学，“理学”的代表为宋明道学中的程朱之学。“在西方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是心学的代表人物。”⑵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代表人物，都因其对宋明道学“接着讲”，在承接固有民族哲学传统的同时，容纳和消化异民族理论思维的成果，步入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时代，并使自己在理论上有所创获，有所贡献。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友兰注意秉持的另一观念和原则，是认为“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⑶这种观念也是冯友兰界定“中国现代哲学”，肯定中国现代“心学”和“理学”为“中国现代哲学”而非仅“在中国现代的哲学”的重要根据。三十年代，冯友兰曾断言中国的历史已经步入现代，但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仍然停留于“中古”。这种论断并非认定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没有哲学，而是认定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尚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哲学”。用冯友兰自己的语言表述即是中国的“近古哲学”还在萌芽之中。在冯友兰看来，现代中国哲学仍滞于“中古”，原因即在于中国现代哲学中，尚未出现理论上“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对中国现代哲学状况的这种理解，使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只写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篇，而没有专列一篇来论释中国现代哲学。在“经学时代”这一篇中，冯友兰认定“经学时代”终结于清代的廖平。“廖平之学共经六变”，但不论从哲学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在理论上都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价值。廖平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仅仅在于它标志着“经学时代”的终结。这种标志既意味着中国哲学已经不可能再容纳在经学这只旧瓶之内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新时代的哲学“尚在创造之中”。 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介更趋系统深入，也表现为中国哲学自身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出现了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哲学思想系统。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