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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与康德美学的论文 创造社与康德美学的论文 摘要：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与康德美学有较深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此有所忽略，从而对一些关键性的命题产生误读的现象。创造社“自我表现”中的“自我”趋近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经验表象经悟性统一的“客观”或“对象意识”，包含有主客体双项内涵；文学“无用而有大用”源自《判断力批判》中“美的理想”的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两者虽是矛盾，却可合题。这两个观点的提出，也标志着“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生与延展。 关键词：创造社文论；康德美学；自我表现；文章不用之用 　　　　　　　　　　　　　一、康德美学与现代语境 近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它不但成为考察、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审视现代文学现象的一个“历史语境”。钱理群在其合作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出版后的一次笔谈中甚至指出：“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我们这门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它的内在矛盾……等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1） “现代性”的概念是什么呢？从现有学界的提法来看，它是宽泛、动态的。ww“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它是人们对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与价值判断。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把“现代性”的内涵归纳为：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六个要质，（2）值得参考。 但论及“现代性”的渊源，就不能不涉及到康德的哲学与美学。虽然哈贝马斯认为，第一位对“现代”概念作出明晰阐述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但从作为西方启蒙哲学整体着眼，康德在他对传统的批判过程中，已提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原则，这体现在他由对“人”的理解出发，确立了理性的至高地位与主体性的原则基础。而从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康德的影响也远甚于黑格尔，“正如贺麟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在二十年代几乎很少有人知道黑格尔’。而张颐先生则说，当他1924年从欧洲到上海的时候，所遇到的朋友皆侈谈康德，却不说黑格尔。”（3）可见，在德国美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康德是作为一位最重要的美学家为中国学界所注目与接纳。 在1924年和1925年，为纪念康德诞辰二百周年，《学艺》杂志和《民铎》杂志曾分别出版了“康德专号”。于学者个体来看，王国维自1903年至1907年，曾4次研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理论与著述不仅介绍而且融汇、化合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思想，尤其是对文学的审美自律性，如“纯文学”、“文学自已的价值”，艺术与美的“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等，亦即文学“现代性”质素的确立，开中国学界之先河。而蔡元培对于美学的概念界定，美的普遍、超脱特性的论析，以及“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倡导等，也均出于康德的美学体系。上述的情况说明了在20世纪前30年，康德的哲学、伦理学、美学思想是当时中国学界理论语境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引发中国学人“现代性”意识萌生的动因之一。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其主要成员的文学理论观念与康德哲学、美学体系有否联系呢？这需史实印证。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创造社中以郭沫若、成仿吾涉及康德的居多，他们或以显形的论述而言及，或以隐形的接纳而融汇。 郭沫若十分崇仰康德，称康德是“伟大的天才”、“批判哲学的始祖”等。他在为郁达夫《艺文私见》一文中关于“文艺是天才的创作”提法论辩时，指出这句话“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早已说过，……可惜达夫做文章的时候，不曾把‘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云’这个牌位写上去。假使是写上了的时候，我想这句话的生祠，早已香火布遍了中华了。”（4）他摘引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结论”中：“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作为诗集《星空》的序言。他还特地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受胎”进程，创作了近7千字，分8小节的《lobenieht的塔》这篇小说，（5）为某一哲学家的一部书的酝酿、诞生而专写一篇小说，这在郭沫若的创作中还不多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重视。 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也有较深的研究，曾以这两大概念论析过先秦思想史。（6）他曾撰文明确表示：“我素来是信仰康德的伦理学说。”（7）他在论及孔子“礼”时，便引用了康德伦理学说：“他所谓‘礼’，决不是形式的既成道德，他所指的是在吾人本性内存在的道德律，如借康德的话来说明，便是指‘良心之最高命令’。康德说我们的良心命令我们常使你的行动之原理为普遍法而行动。”（8） 如果说郭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