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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拯救了胡先骕的论文 双百方针拯救了胡先骕的论文 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在他的专著中，批评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这本是生物科学中学术是非问题的评论，却招致一场政治批判，胡先骕被扣上了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才得以摘掉这顶帽子。 一、胡先骕其人其事[1、2] 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骕(1894-1968),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先骕字步曾，祖籍江西省新建县，出生在南昌的一个官宦家庭。他于1909年进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通过了江西省留学生考试，次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11月学成归国。他在江西省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期间，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调查研究报告。1918年7月，他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的生物学教授。1921年，该校农业专修科扩建为农科本科，设六个学系，秉志、胡先骕等在这里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大学生物学系。 胡先骕提倡“科学救国”。1922年，他同秉志、杨铨(杏佛)倡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秉志任所长，他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胡先骕又同秉志一起受委托负责筹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他任植物部主任(后任所长)。1934年，他又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1948年，胡先骕因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w 胡先骕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教学与科学研究人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大多出于秉志、胡先骕等人的门下。 胡先骕憧憬新中国。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南京，被他拒绝。后来又有人给他送去往美国的飞机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科学工作者，坚决予以拒绝。他与徐悲鸿、马衡、杨人楩等知名人士冒险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力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为重，接受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把苦心支撑了20多年的民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完好地交给了国家。今天，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植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胡先骕在这里继续从事植物分类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种，创立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胡先骕教授于1968年7月1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一生中出版了20多部学术专着，发表研究论文140多篇。他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 二、政治干预酿造胡先骕事件 胡先骕非常重视编写适合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教材。早在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执教时，他就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各大学主要的生物学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编著出版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经济植物学》(1953)和《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等，深受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与欢迎。 《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胡先骕应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几位教授的联名要求而编写的,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30页，涉及植物分类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内容翔实，附有164幅精美的插图，得到在校师生和农林干部好评。 《简编》是胡先骕一部纯学术的专著。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3]除了介绍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古典分类学的种的概念外，也提到了近来出现的许多“种的新概念”。他说明这些新概念分别以生物学某些分支学科或育种学的成就或方法为基础，总的目的在于使生物的种的概念，变得更加客观、更有广阔事实为依据，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种的自然单位，是怎样演化而成的。胡先骕同时也指出这些新概念、新方法，目前都只应用于较少的植物类群的分类上，能否普遍应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先骕以高度责任感，还特别提醒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所提出的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新见解。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的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粒，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李森科的《论生物科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经联共中央批准的，因此，不仅李森科的追随者纷纷发表论文，支持李森科的“新见解”,报道他们发现黑麦变雀麦、鹅目枥变榛树、橡胶草变无胶蒲公英、向日葵变寄生植物列当……报刊舆论也由于“斯大林、苏共中央不会有错误”的思维定势，不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