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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与大众传播的论文 后现代哲学与大众传播的论文 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新闻传播孜孜研究，总结出许多新闻理论和传播模式。然而，传播事业的发展仍大大超越了这些理论和模式的局限。现代社会信息化的程度远胜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而多媒体、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加剧了这一态势，大众传媒领域出现的诸多新现象是传统新闻哲学模式和理论所不能涵盖的。我们将在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在集权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责任理论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后现代传播理论，试图针对这些新现象加以解释。 后现代传播理论奠基于后现代哲学的多元化、批判、否定等思维方式。对后现代哲学的了解，是认识后现代传播理论的前提。 一、后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 了解后现代哲学之前，我们先介绍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滥觞。１９８１年，法国《世界报》向其晨报读者宣布“有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之时，谁也没料到，“后现代主义”这个“幽灵”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１］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西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这一词语在各类刊物中几乎随处可见。然而，“后现代主义”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对此问题的探讨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确切的说法，它的歧义性可谓空前。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最初产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的建筑学、诗歌等领域，表示不同于传统的、个性化的风格。到了６０年代，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之后，该词被赋予了一种哲学的概念。 文学化的后现代主义 据米歇尔·昆勒（ｍｉｃｈaｅｌkohler）在《后现代主义：一个概念史的考察》[2]一书中的考证，“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菲德里柯·德·奥尼斯（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ｄｅｏｎｉｓ）１９３４年出版的《１８８２－１９２３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于描述现代主义内部产生的逆向思维。 ５０年代期间，美国抒情诗人兼散文家查尔斯·奥尔森（ｃｈａｒｌｅｓｏｌｓｏｎ）认为40、50年代出现的一批有异于艾略特诗风［3］的新诗歌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但他并没有对这个词进行任何界定。艾伦（ａｌｌｅｎ，ｄｏｎａｌｄ）和巴特里克（ｇｅｏｒｇｅｆ．ｂｕｔｔｅｒｉｃｋ）在《后现代：美国新诗·修订本》中指明，奥尔森所引用的后现代主义是指对崇尚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反叛，他们高度评价了奥尔森的开拓性尝试。 修订本以查尔斯·奥尔森的论文《投影诗》开篇，这篇文章在发展庞德和威廉斯［4］传统的同时，聚集了新诗的力量。他是最早看到这种诗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评论家，而且确实，他是第一个在论文和书信中使用了具有当代意义的“后现代”这一术语的人。［5］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间，美国文学评论家欧文·豪（ｉｒｖｉｎｇｈｏｗｅ）和拉维恩（ｈ．ｌａｖｉｎｅ）首次在论辩中使用这一概念。不过，他们是从否定意义上使用的，并指后现代主义是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倒退。 １９６４年，美国诗人兰代尔·杰瑞尔（ｊｅｒｙｌ）在一篇评论罗伯特·洛威尔（ｒｏｂｅｒｔｌｏｗｅｌｌ）［6］的诗集《威利爵爷的城堡》的文章中，再次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目的是用它来“概括包括洛威尔的诗作在内的那一文学运动的特征”。但这些都只是文学艺术层面上的后现代主义。 从以上提到的著述来看，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美国50年代的一种社会现象。拉维恩认为，“后现代”是一股改头换面的“反智性思潮”（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对此，欧文·豪也表示：在50年代的丰裕条件下，战后的美国社会已变得杂乱无章：传统的风俗礼仪被忽视，固有的权威中心瓦解，消极厌世的情绪随处可见，牢固的信念和“事业心”却荡然无存。而后现代小说则“同既定的社会范畴格格不入，它们关注的是这种距离的形而上含义。”［7］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没有既定的社会目标，只是在世界上随波逐流，因而也就变得虚无。在这个世界上，由传统和权威确立的社会关系在后现代的冲击下已经悄然消逝了。 现代主义作家和后现代主义作家也有很大的区别。现代主义作家大多“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确定了的、亲密的和可知的”，［8］而在后现代作家看来，世界好像完全变了样，“似乎我们的思想和文学成规的准则都在被全然摒弃”。［9］后现代作家虚构了世界上那些“极度畸形”和“极度飘忽不定的”各种经历和癫狂的“病态”。 费德勒（ｌ．ｆｉｅｄｌｅｒ）和哈桑（ｉｂｒａｈｉｍｈａｓｓａｎ）等人，首次在肯定其意义的基础上，明确地使用了“后现代主义”一词。费德勒把当代激进的文化潮流（后人道主义、后男权、后英雄、后白种人等思想）融为一体，并主张以大众文学为名，试图对正统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提出挑战。而哈桑则将后现代主义与他的“沉默文学”（tｈｅl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sｉｌｅｎｃｅ）联系起来。他认为，西方文学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