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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世界文明走向的两种相反预测的论文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世界文明走向的两种相反预测的论文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它本是一条道德箴言，指导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它所依据的则是一条哲理，一条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 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人们的意识千差万别。世界正是以此而生机勃勃，而姹紫嫣红。这些不同的事物互济互克，不同的意识相切相磋，世界于是得以迈开故步，向前演进。世界之如此存在并发展，正是和而不同的最大表现。 如果事事物物了无差别，人的见解千篇一律，那时候，世界将不仅变得苍白一片，而且更要就此归于死寂。其原因，盖出于同而不和的毁灭性。 和与同的这些道理，在中国文化中，不算什么深奥的学问。没想到，当我们站在21世纪门口，用这些道理去观察未来世界时，竟得出了一条与s.p.亨廷顿教授截然相反的论断。 （一） 亨廷顿教授看到的是，随着冷战在世纪末的结束，随着国际关系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断定，“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教授确信，他已经找到了后冷战世界的存在模式，或者叫“下一种冲突模式”，那就是“文明的冲突”。他反诘道：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已不再成为并不再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时，未来的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还能是什么呢？” 亨廷顿教授在提出和辩护自己的这种创见时，运用了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现象材料，没谈什么哲理。当然他并非没有自己的哲理。他的哲理已贯串于他的文章始终。 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观点是：冲突（也就是斗争）是绝对的，和平、合作（也就是同一）是相对的。这个观点在他两篇文章的题目（“文明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还能是什么呢？”）中，便已跃然纸上，不必再举别的证明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要抄一段原文，作为论据： （冷战后）国家之间、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美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争论正在加剧。这是意料中事。无论是在个人、集团之间还是国家之间，一场重大战争或冲突的结束，都为新冲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samuei p.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e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71.） 这是一条全称肯定的绝对判断。冲突、战争或斗争，被断定为事物──至少是社群──存在的绝对形式；和平、合作或同一，只不过在为新的冲突打基础，做准备。这种认为政治和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以致主张政治只有斗争一途的观点，本是一个古老而又流行的观点；它以其现实主义的色彩为一切强权主义者所信奉不疑。只是他们总是忘记，为能发起冲突，必得先与共同利益者协调，谋求行动的一致，这岂不也是政治？另外，冲突的目的，就其最强的来说，无过于想一口吃掉对方，使之不复存在。而这岂不等于说，冲突是在追求无冲突？可见，主张政治只有斗争一途的理论，是片面的、浅近的，它虽可能为政客们带来利益于一时，却仍为一切明智者所不取。 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如果不是最先受害的话──将是提倡者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了解得最为真切；不幸我们还并非唯一的知情人。冲突论者的思维方法，是那个被黑格尔贬之为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他们总是以为，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各自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法吃掉对方，并已下定了“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决心。由于这种观念的误导，在一个局部地区和一定时间内，一部分人会以行动证明出冲突论的有效和正确；可惜它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历史和人民，终究会起来遏制冲突，让和平来收拾残局，解决问题，展现世界固有的五彩缤纷。 （二） 世界本来是五彩缤纷的，冲突论者却喜欢把它归纳为黑白二色，以便通过冲突使之化为白茫茫一片。所以，和冲突论或斗争哲学紧密相连的，有一个一元化问题。 撇开自然不谈，在社会领域里，所谓一元化问题，包括着两个方面，即世界的一元化和历史的一元化。 世界究竟是一元的或应该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主张斗争哲学的人，无不这样那样地主张世界一元论，因为那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亨廷顿教授也不例外。他在论证为什么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必定走向文明冲突时说，因为在这种时期里，“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国际关系──这个一向在西方文明内把玩的游戏──将日趋非西方化，非西方文明不再是配角而会成为这个游戏的主角”。这就是说，世界本来应该是一元的；现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二元虽已淡入，文明上的一元格局偏又岌岌可危，非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