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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会通与当代中国哲学道路的探索的论文 哲学会通与当代中国哲学道路的探索的论文 对我来说，今天在哲学和宗教领域的比较研究，应该放在所有文化传统和政治团体向外延伸并与多元他者相逢的脉络下展开，这是一种跨越界域或解域化的现象，是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的特点。本人曾在别的地方把“全球化”定义为“一个跨越界域或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欲望、内在关联性与可普性在整个地球上实现出来，并在现今与不久的将来体现为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跨国际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sm)。”[①]在其中，所有的世人都被卷入了走出自身，推向多元他者，与多元他者相逢并相互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在理想上应可以透过交谈达至相互丰富；否则，不幸地，他们将会在对立的抗争中一再面对冲突。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比较研究才会变得富有意义。我认为纯粹为了比较而进行比较的研究，是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在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都假定了，并且确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元他者的存在和走出自我迈向多元他者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对于真我和自己的潜能、自己传统中积累下来的珍贵的核心价值观更深入的理解。 　　现在，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关于哲学未来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首先是，每个哲学传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文化资源，使世界上其它的哲学传统能够受益？其次是，在平等对待其它哲学传统的同时，每个哲学传统怎样达到自我理解？进一步，怎样才能使哲学思索成为世界上所有文化传统相互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面对以上两个问题的挑战，我们需要把越来越多的重心放在跨文化哲学上。artin heidegger)早已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是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柏拉图(plato)时期的西方文化所确定的方向发展起来的。直到现在，很多“西方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仍然不当地直接冠以“哲学史”的名字，对此我们只能很遗憾的说，这种排外和傲慢的态度实际上武断地否弃了很多其它可能性。 　　在这里，研究跨文化哲学，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哲学视野限制在自己的传统内，特别是西方学者不该自我封限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内。跨文化哲学研究在今天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由西方哲学所奠定根基并对现代西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理性类型，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甚至开始瓦解。现在的世界正朝向其它类型的理性而开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朝向更具广包性的人类理性作用而开放。 　　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在我看来，“多元文化”这一概念诚然应该意指着一种对于文化认同的寻求和对于文化差异的尊重，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强调的那样，但也不能自限于此。不幸的是，泰勒自身的立场使他对于多元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某种承认的政治。[②] 对我来说，“多元文化”在起初当然应该意味着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而且我们也必须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不过，终究说来，多元文化应该更意味着[③]不同的文化传统藉由其文化差异彼此相互丰富，进而不懈地寻求共同可普化、可分享的元素。 我认为我们只有透过不同文化世界的相互交谈，才能获得对于多元文化的较高意义的进一步理解。在这里，不同文化传统对于进行哲学思索的不同研究方法，将可以开拓我们对于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实在界的视野。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任何一种能够应付这种挑战的哲学本身皆必须具有跨文化的向度。 　　比较哲学与跨文化哲学 　　究竟什么是跨文化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比较哲学中，像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等那样只研究不同宗教和语言的相似和差异。尽管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比较哲学研究能够导致某种学术上的相对主义，但这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以及哲学自身的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比较研究的较高境界，是能够使不同的文化、哲学、宗教传统之间进行互动和交谈。 　　对我而言，跨文化哲学研究的真正目的，是将不同的哲学传统纳入对比，而不只是进行比较。[④]我所谓的“对比”(contrast)，是指一种在不同事物，甚或哲学传统，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连续性和断续性之间的律动与辩证的交互作用，这最终将导致不同事物或哲学传统之间真正的相互丰富。4 　　过去我曾提出对比哲学方法，用以取代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黑格尔(hegel)辩证法。结构主义只看到对立元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无视于其间的互补，它太强调同时性而忽视贯时性，从而把人类的历史性化约为结构决定论。另一方面，黑格尔辩证法重视历史运动，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是方法论又是本体论，视之为实在本体的历史运动。不过，它太过强调这一运动的否定性，最后迈向否定性的胜利，完全忽视了辩证运动的积极性。而我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