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的论文.docVIP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的论文 哲学的困境和黑格尔的幽灵——关于中国无哲学的反思的论文 摘要：“中国近代在翻译和引进西方学术的过程中，对其基本概念或术语往往采取译词重于借词的方法，从而引发中西学术思想转换中的“名实之辨”。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转译、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philosophy之“实”。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黑格尔之哲学定义既使在当时的欧洲也仅是一家之言，尤其在黑格尔之后迄今近二百年间，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曰“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鉴于科学主义的价值缺失，在“重建形而上学”的诉求中黑格尔的幽灵再现。未来的哲学将是“人类形而上学”或曰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一、从“名实之辨”看中西转换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涌现了一批外来名词。如果这些名词所反映的对象中国本来没有，完全是从西方传来的，一般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指称中国固有的事物，争歧往往不断，并常常困绕我们。这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逻辑困境，按照中国的术语，是一个“名实”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西来的“名”，究竟能否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实”？ 逻辑问题应从逻辑上解决。中国先秦就有“名实之辨”，孔子提出了“正名”，主张“名”要正确地反映“实”，即荀子所说的“名闻而实喻”，从而达到“名定而实辨”。荀子还极力地反对“以名乱实”、“以名乱名”和“以实乱名”的现象。中国古人之所以十分重视“正名”问题，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名实淆乱成为一种不祥的社会征兆。足见名实之辨并非只是一个逻辑和哲学问题，它透露出一种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上的深刻危机。 欧洲中世纪有“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对峙，争辩的焦点也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即“名”与“实”孰先孰后的问题。“实在论”主张一般高于个别，即概念（名）是真实的存在。而“唯名论”坚持认为“一般”只不过是个“名”，而个别才是“实”，即真实的存在。在欧洲哲学史上，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近代的黑格尔，都是与“实在论”息息相通的，他们把“名”（概念）看成第一性和决定性的，“实”只是“名”的派生；而另一部分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起就把“实”看成第一性的，“名”依“实”而存——“个别先于一般”。所以列宁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师徒二人的争论看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里，逻辑问题转换成了一个纯粹思辨哲学的问题。欧洲的“名实之辨”在本质上不仅反映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两军对垒，而且一再使欧洲哲学争讼陷入二难困境，它从思想深处映射着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客观悖论。 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些“名实之辨”，往往是跟中西文化碰撞中对西方一些名词的汉译解读直接相关。如，“中国宗教是不是宗教”、“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等问题的提出，其根本症结就在于用“宗教”（religion）和“哲学”（philosophy）这两个本于西方的“名”来指称中国的“实”。荀子说“约定俗成”谓之“名”，一个名词能否通行，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能否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还取决于经验和习成。以“实”定“名”和以“名”指“实”是概念与实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从逻辑学上说，概念如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那就是一个虚假概念。然而，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乃至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的“实”可能有不同的“名”，说穿了，“名”只是“实”的一种符号表征而已。归根到底，“名”是次要的，“实”的自身状况才是关键所在。如在高等动物和原始人的脑际中，最初的概念通常是以客体图形的表象映现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曾指出形式逻辑的思维在动物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但对于文明人类来说，“实”的存在，不仅可以高度抽象为一种用作记忆、交流和识别的符号，而且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还要完成话语转换过程中的符号转化。因此，只有第一性的“实”才能提供一个最起码的重新识别和鉴定的客观依据与标尺。在转换过程中，因参照系取舍不当，也会造成认知上的某种困境。有鉴于此，我们在翻译近代西方词汇时，一般采用“译词”和“借词”并用的方法。 就“实”而论，它必然是具体的，人有我有，就可以从意义上翻译其“名”，这叫译词。所谓译词，即不同语言系统中在意义上能够通约和通释的词汇。例如，书桌，人有我有，英国人叫desk，中国人叫书桌，这样，“书桌”就是对desk的一个对应的汉语译词。再如，dance，人有我有，我们就可译成“舞蹈”。但ballet这种舞台艺术，却是人有我无，就只能音译，称作“芭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