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docVIP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传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哲学解释学　传统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论文摘要：本文从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视域融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互动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既体现世界的又体现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过程。这个概括可追溯到李达、艾思奇和毛泽东的表述。李达在，1923年5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按照中国国情”、“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这实质上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认为，过去的哲学研究只注重通俗化，没有注意中国化。有鉴于此，他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实质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好这一任务，就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且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毛泽东的概括得到广泛赞成和认同，具有深远影响。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过程。 　　从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践的视域融合的过程，是中国诠释者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为目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运用、丰富和发展。借助哲学解释学这一现代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探讨哲学解释学中的“传统”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意义。 　　一、哲学解释学的“传统”理论 　　伽达默尔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前见观。前见即已有之见，又称为先见、偏见、前理解，从具体内容的结构看，指称构成一切理解主体的精神因素，即语言、动机、知识、经验、情感、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等，是指构成理解者存在的种种历史条件。传统解释学认为，理解者和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间间距的鸿沟，理解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影响着对历史文本理解的客观性。理解者就应该克服自己的前理解、主观偏见，脱离自己当下的历史而进入文本作者的历史，从而达到对文本原意的把握，这样才能客观地理解文本。因此，在传统解释学的理解中，前见、传统、权威等，被视为应该加以反对和克服的对象，而且要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束缚，要站在纯粹理性的角度。如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学就是“避免误解的技艺”，解释学的目的就是达到本文的原义，所以他把理解的过程看成不断克服理解的主体与理解对象由于时间距离而造成的历史隔阂的过程，以及理解者放弃自己的前见的过程。狄尔泰认为哲学是“一种个人的性质，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能把精神从传统、教条、偏见、本能的影响，甚至外部限制我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而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价值。”伽达默尔从词源上指出，前见在拉丁文中是作为法学方面的一个词，其本意是在终审判断之前的一种预先判断。作为预先判断，既可能有否定的结果，也可能有肯定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事物本身只能根据适当的筹划、恰当的前见才能被理解：如果认为全部的理解任务就是摈除前见，而不是依据前见，那么这只是因为我们分享了启蒙运动的前见，即“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因此，伽达默尔得出与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以来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见不但不是理解的障碍，而且是历史实在本身和理解的条件；摈弃前见，就是摒弃理解。“前见”不仅是理解的前提，而且构成我们理解的视域。 　　伽达默尔在确立“前见”在理解中的基础地位后，为“传统”和“权威”正名。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权威与理性是绝对对立的，他们的普遍要求就是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伽达默尔认为，权威的本质并不是抛弃理性，而是相反。他说：“启蒙运动所提出的权威信仰和使用自己理性之间的对立，本身是合法的。如果权威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是，这并不排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当启蒙运动坚决诋毁一切权威时，它是无视了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即认可他人在判断和间接方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