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之间：数学与后现代思想的根源的论文.docVIP

在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之间：数学与后现代思想的根源的论文 在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之间：数学与后现代思想的根源的论文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论战已是当今世界文化论争的热点，实际上，如果我们沿着历史向回追溯，我们会很快辨认出这种对抗构成人类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逐渐由隐到显的线索，用g#8226霍耳顿的话说，这是“一场古老的、持久的、顽固和难以好转的战斗”。20世纪末爆发的科学战（sciencewar）把两种文化的对立推向了新的高峰。科学家一方以数学家列维特和数学物理学家索卡尔为代表，列维特于1994年与生物学家格罗斯合作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指责某些人文学术对科学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歪曲，掀起了科学战并激发了索卡尔的著名诈文；人文学者一方则是以发表索卡尔诈文的著名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以及科学元勘的某些极端分支为代表。 科学家一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分支是当下反科学情绪严重泛滥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学术时尚只不过是一堆无聊的胡说，奇怪的杂烩，这从索卡尔与布里克蒙特合编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一书的书名就可看出。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在完全没有基本知识背景的情况下随意引用数学、物理学的某些理论，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论证，如德鲁兹和瓜塔里自信地谈论着混沌理论，雅克#8226拉康论微分拓扑，利奥塔谈论宇宙学，乃至德里达对爱因斯坦常数的装模作样的解释，这些都成为他们讥笑的对象。因此，无论是参与争论的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甚至整个学术界，似乎都形成了如下印象：在这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是，如果二者之间真的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自然会产生如下问题：为何后现代知识分子一次次地引用数学？这个问题自然会使我们想到，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二者之间也许有着某种思想上和历史上的深刻关联。下面，我将着重考察几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看他们的主要观点和数学有哪些相似性。 一 首先，从历史上看，某些哲学基本问题和数学一直有着复杂的共鸣。我们可以从一个古老的问题开始，这一问题与数学的本质有关。理性主义者认为，数学仅仅是理智的发明，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数学会具有实践上的效能？问题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在纯粹的推理和逻辑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内容。如果数学只是纯粹的逻辑关系，并没有其他的内容，那么它只是无足轻重的同义反复。笛卡尔采用了辩证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认识过程中，除了理性，还需要经验的内容，经验与理性不能完全分离，我们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反过来，观察又在某种循环中证明了这一理论。这就是著名的笛卡儿循环。对他来说，真理不纯粹是理性，也不纯粹是经验，而是在理性与经验之间的循环。到18世纪后期，哲学家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对于数学来说，存在着某些超逻辑的、纯粹理性之外的内容。 康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探索。他明确把主体意识摆在认识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是外在的世界本身，一方面是主观的王国，知识从何而来？康德认为存在某些超逻辑的东西成为知识的先决条件，就像维柯的“具有想象力的普遍本质”（imaginativeuniversal）那样，把经验和概念综合为知识。他指出，人们先天具有的空间直观和时间直观发挥着模型的功能，塑造着我们的经验，人们据此提出描述这些经验的概念框架，如数学就是这样的概念框架。 但困难接着出现了。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的大脑先天具有某种能力，但是我们如何确定事情就是如此？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己成为我的认识的对象，因此我不得不面对自己。因此，我们需要比内省更多的东西来支持对这些内容的确认。康德的解决办法求助于共同体，把自我的认识交于他人来裁决。但显然康德本人对这一办法并不十分满意，因为他认为如果个体毫无批判性地接受共同体的信念就是“不成熟”或“未开化”的。 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家很快注意到这一困难。费希特认识到，没有非我，就没有我（withoutthenot-i，therecanbenoi）。他认为，我是由认知的我（knowing-i）和某种其他的东西构成，这种其他的东西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尽管我永远不能知道它，但我可以把它设想为某种连续的活动。也就是说，“在我之中还有比我更多的东西”。其基本意思是指，在我之中，有超越于我的客观知识的内容。不论它是什么，它先于所有的知识，甚至超越经验。 这样，浪漫主义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自我的这种不可还原的“活动成分”是知识不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它是可感觉、可猜想的对象，但不是科学能够研究的对象。如果科学、逻辑与数学能捕捉到这种力量，就不会有自由来进行创造性的活动，结果将是一切都进入某种严格决定论的框架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塔西奇敏锐地把握住文化冲突的最深层根源。哲学家们强调这些不能被理性征服的创造力、想象、美学成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