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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否道出了生命的本质的论文 基因是否道出了生命的本质的论文 随着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进展，基因一词被广大媒体以极大的热情四处传播，从科研作品走入大众的生活领域。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正改变着人们看待自己以至看待人类的方法。基因潜伏在我们的dna螺旋链上，几乎谁都可以说，“我的基因使我这样做的”。 以前，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疾病归咎于恶劣的外部环境。70年代，我们时常害怕致癌物质，而今，我们常常担心癌基因。疾病被看作我们自身内在的一部分，你之所以患癌症，主要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住在哪里，或呼吸到什么化学物质，而是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癌症，变成你自然本性的一种表现。 分子生物学一再地证明了它的巨大威力，如有研究表明个性与遗传有关，还有人宣称发现了与智力有关的基因。科学家们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取自胚胎干细胞的细胞群体，它具有分化成身体上任何细胞的能力，因此可以用来生产备用的人体器官。人们把有某种疾病的婴儿降临到世上归咎于缺乏产前检查——一种可以避免的错误；保险公司的检验人员抱怨，社会为保存这些“错误”而花费几百万的巨额资金。儿童基因治疗的某位先驱，建议医院试行对未出生的胎儿进行基因治疗，首先被医治的将是致命的缺陷。社会学家洛斯曼不无担忧地说，我们将不再是一个个整体协调一致的人，而是各种零部件——可以调换和取代的零部件——的组合体。自我将变得支离破碎，“生命之书将变成商品目录，让我们去选购部件吧！”[1]事实上，现在想用别人捐赠的卵子或精子（或二者）进行生育的夫妇已经可以浏览捐赠者的名单目录，从而根据他或她的需要进行选择了。 遗传学思维使我们相信，基因组——总数8万个左右缠绕在我们细胞的双螺旋上的基因，可以预测我们的个性和健康状况，预言我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死亡。w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将成为怎样的人，主要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基因。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森在其所著《符合》一书中甚至认为，一个人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也能进行基因推断。在他看来，我们已不再是在宗教、道德方面可以自由取舍的人，而不过是一种实现基因关于相信上帝、寻求正义的指令的自动机。人的灵魂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将消失在基因组的强烈光芒之中。 这样一种观念影响了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集体的行为方式。我们接受癌基因的检查，我们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社会角度思考着有朝一日可能出现的后果。我们被一再告知，病因在自己身体内部，“问题不是我们社会的，而是个人的”[2]。想一想，如果50年代，我们对儿童进行脊髓灰质炎检测，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哪些儿童的dna对脊髓灰质炎病毒具有易感性，而不是关注如何去对付这种病毒，那还会有预防这种流行病的社会行动，还会有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索尔克氏疫苗吗？ 我们相信，基因可以解释和预先决定一切，正如蘑菇云是上一个时代的信号一样，双螺旋结构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信号。确实，我们是父母基因的产物，长期以来我们仅仅把基因看成构建我们机体的一份蓝图，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它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 那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能不能施加影响使基因传给我们的后代？ 劳拉·斯宾尼等生物学家说，他们相信教养和dna一样决定着人们进化的命运。例如，为什么男性的出生数量超过女性？按照孟德尔的理论体系，两性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而要解释基因的水平何以呈现不规则的情形却很困难。达尔文当时没有一个可确证的遗传模式，他认为，性别的失衡可能是无数代杀害女婴的结果。这种似乎可信的解释，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不过，一批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思考：达尔文认为性别的倾斜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宣称，自然选择不是单单对基因的变异起作用，而且作用于基因和教养的复合体。这个有争议的观点，向原来只注意基因水平传代的进化思想提出了挑战。 生物学家们已经知道，最聪明的动物进化得最快。许多种动物能够采纳群体中某个成员的革新行为，并且把这个信息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种行为不论叫做“教化的传送”还是“社会性学习”，都是动物行为学家的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 智力与社会性学习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地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所承认。他们认为，人类正是因为容易相互学习才使自己在进化的旅途中处于不同的等级。我们已经跨越了教化学习的门槛，从而面对着一项尚未影响到智力较低的动物的额外的进化压力，那就是群体选择。传统的群体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协同动作，以确保它们的基因传给新的一代。而教养上的群体选择与此不同，因为继承下来的是教养特征本身，基因的分配只是一个附带的影响。[3]有学者强调，不应低估使部族群体相互区别的文化教养本身的力量。他们争辩说，虽然移居到一个新的部族的个体会带来新的基因，但是这些新移民很可能会放弃他们古老的习俗，转而赞同当地的文化传统；在一个缓慢改变的环境里，保证你自己生存的最好办法就是模仿本地的居民。通过适应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