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的论文.docVIP

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的论文 孔子与《易传》——论儒家形上学体系的建立的论文 摘要：《易传》为道德的存在提供了形上学依据，其中的“尽性至命”是对传统的道德功利论的突破。《易传》是《春秋》乃至整个孔学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孔子；易传；儒家；形上学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taphysical system of confucianism bstract: yi zhuan offered a ground to the existence of morality, in which “probing deeply into human nature, even into humans destiny in yi zhuan broke through the ethical utilitarianism, thus forming a principle basis for the spring ampautumn and even the whole school of confucianism. key words: confuciusyi zhuanconfucianismmetaphysics  按着太史公的说法，“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本文述孔子言行多以此为据）［1］，十分明确地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w太史公从杨何受《易》，所述必有来历。然而，自北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以来，这一说法受到了怀疑。数百年来，置疑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怀疑部分《易传》非孔子所作，直到认为整个《十翼》皆非孔子作品。20世纪上半叶，《十翼》非孔子作品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2］然而，这一所谓“定论”，随着帛书《易传》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而被彻底推翻了。 史记》所载不诬，《易传》为孔子晚年所作，这应是今天学术界的共识。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一、 孔子作《易传》的目的 《易经》是周代上流社会的常见典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这一点我们从《左传》17处对《易经》的引用上［3］，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时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利用《易经》的占卜功能，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孔子也曾经多次运用《周易》占卜，并且，从没否定过《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也是凌越时人之处是，孔子并没有停留在《易经》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此义帛书《要》篇记载的十分清楚：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4］ 通过上述，我们看到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人伦意义来评价《易传》却是不恰当的。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这一特点，前人早已注意到了，《朱子语类》说：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周易“元亨利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5］ 意识到《易经》历经三圣，面目各异，是朱子的犀利之处。 然而，朱子认为“元亨利贞”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是不确切的。《左传》襄公九年载： （穆姜）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说明，早在孔子之前就有用“四德”来解释“元亨利贞”的传统了（对文中所引《周易》与孔子《易传》的关系，章太炎谓：“今思之，或文王以后，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国学讲演录》69页）《左传》杨伯峻注谓：“此八语皆见《易·乾·文言》，惟两字有不同。穆姜非引《文言》，乃《文言》作者袭用穆姜语。” 文中明言，穆姜与人言征引《周易》，则此一《周易》绝非穆姜一人所独见，章说谓孔子作《易传》前就有解《易经》的文献，孔子《易传》有采撷旧文之处，实为近理之言，杨说则显然难从。）。以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作《易传》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谈到孔子作《易传》的价值，章太炎认为： 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