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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困境与出路的论文 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困境与出路的论文 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一、实践哲学的涵义　　关于实践哲学的涵义，学者们多是从某个实践哲学大师或者某类实践哲学流派来解读，这显然无法全面洞察实践哲学的涵义。而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胡塞尔等4位不同时代的实践哲学大师那里历史地发展地看待实践哲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作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一种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活动[1]。不过从道德层面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专门是指人类的活动，具有以自身为目的和对象是人事而非物事两个基本特点，强调实践的目的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善和承担起追求人类福祉的责任[2]。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非常强调实践哲学要引起行动，提出因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去认识什么是美德，而是为了要使自己变好，要不然，我们的研究就会毫无用处了[3]。这是具有起始意义和奠基作用的实践哲学观。也就是说，实践哲学是根植于人的生活和指向人的灵魂的有价值取向和受理性支配的活动，且实践并不是与理论科学相对的，并不是理论科学之知的实际的具体的应用过程，实践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全部事实[4]。不过坚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在思想深处还是认为实践理性低于理论理性[5]，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理论与实践、科学和信仰的分离。　　作为道德哲学的最终形成者，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因此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不让自己的欲望为所欲为，即将道德律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而且康德还宣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6]强调人不应该仅仅被当做手段来看待和使用。也就是说，人是理想中的目的和实际生活中的手段的统一体[7]。我们知道，康德将理性做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而在这里，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5]，实践必须从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出发，同时康德在认识论中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康德的实践理性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因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从抽象的理性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推理的，这加剧了理论与现实的脱离，使哲学逐渐成为只开花而不结果的树。　　19世纪是一个科学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至上、价值理性沉沦的时代，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日益显现。此时哲学本应该承担起丰盈人的精神的任务，但不幸的是哲学沦为玄学，沉醉于概念推理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近代认识论哲学遭遇越来越多指责的时候，实践哲学开始受到重视，而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哲学转向实践论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功不可没。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同时还宣称：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世界的根本，只有为了人，通过人才能破解世界谜底。[10]简单地说，马克思的实践就是主观改造与客观生成的统一，是主观见诸于客观或者客观见诸于主观的活动。实际上，马克思既强调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强调哲学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还强调实践是人在纯粹理性、最高意志等精神指导下不断寻求价值超越的生命活动，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11]。这对厘清当前形形色色的实践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是20世纪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虽然胡塞尔本人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生活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因此他希望哲学像科学一样成为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建构哲学，即回到前概念的生活世界中去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并在事物如其所是的基础上建构严格科学的哲学。现象学的实践意义在于，主张哲学应该从本真的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逻辑出发去建构科学的世界，参与者通过悬置自己的经验等还原的办法去认识客观世界，用同感、移情和统觉的办法去理解意义世界[12]。　　上述生活在民主时代的4位实践哲学大师，都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研究，都没有因为强调一种理性而绝对地贬抑另一种理性；都认为理性是价值的基础，价值是实践的基础；都强调实践中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应该在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完善自我；实践是认识善和行使善的活动。概括起来说，实践哲学就是主体不断寻求价值超越的精神生命活动，这种精神既包括科学精神，也包括人文精神；这种活动既包括人在冥思苦想中获得的内在精神超越活动，也包括个人在交往活动或可观察的对象化活动中的精神体验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认识理性的视角不同，不同理性的地位有别，研究的路径不同，研究的方法有差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实践哲学看作一成不变的理论，而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研究和行动中辩证地把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