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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下》篇为《庄子》各派理论的总结论的论文 对《天下》篇为《庄子》各派理论的总结论的论文 《庄子·天下》篇以文笔类同的程式论述了墨子、禽滑厘、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共五派十子，附带叙及名家的惠施和公孙龙等。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战国年间学术派别的综述的话，此篇的取舍不能不说是有些奇怪的。第一，它没有重点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儒家。第二，它对杨朱、阴阳家、法家等派别无一字道及。此点前人早有疑问，罗根泽先生说：“我以为孟荀两大师，似乎应当特别论述，不应当泯没在死读‘死书六艺’的缙绅先生之内。我们退一步言，孟荀的可以附在这里，而阴阳家的邹衍之属、法家的商韩之属，也不应当一字不提。”[1]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天下》篇为庄子自作。罗根泽先生的疑问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解答却是错误的。《天下》篇论及公孙龙，显见是作于公孙龙成名之后。公孙龙事迹可考者最早见于公元前283年，公孙龙说燕昭王偃兵（见《吕氏春秋·去尤》篇）。公元前257年，邯郸围解，公孙龙曾劝平原君不受封（见《史记·平原君列传》）。过后几年，邹衍过赵，说平原君以至道，导致公孙龙失宠，随即平原君就谢世了。所以，公孙龙之死最早也应在平原君死之后，即公元前250年左右。如定公孙龙年七十而死、三十成名，那么成名之时当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而庄子之死至迟也当在公元前290年前后。这样看来，庄子自作《天下》篇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 《天下》篇的创作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也应在战国末年，如此，它不论及当时影响甚大的孟、荀、邹、韩之属就不易解释。我以为，《天下》篇实际上并不是泛泛而论先秦学术派别，它既然处于《庄子》一书之末，则似乎应该有后记一类的性质。w它是对《庄子》一书中涉及到的各派学说作一个总结，在《天下》篇中提到的各家理论都能在《庄子》本书中找到。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二 《庄子》一书中含有老子一派的作品，罗根泽先生对此曾有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庚桑楚》、《知北游》、《至乐》就为老子一派所作[2]。这虽非定论，但它们与《老子》一书的关系密切却是不难看出的。所以，本文着重考察《天下》篇中关于宋鈃、彭蒙、墨子三派的论述。 《天下》篇在谈到宋鈃、尹文时说：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　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3]。 比较起来，《人间世》的前三章与宋尹学说内容相通，如出一辙。从叶国庆开始即怀疑此三章与庄子思想不合，张恒寿先生则认为它是宋尹学派所作，此说甚是。宋尹学派的特点之一是“愿天下安宁以活命”“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并“以此周行海内，上说下教”。《人间世》起首颜回请行，说是：“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这种行为正符合宋尹学派的的作风。其二，宋尹学派是强调“不苛于人，不忮于众”的，孔子在回答颜回时，认为他“殆往而谏”，是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然而，“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这对于卫君来说是“苛于人”，对于卫国大臣来说，则是“忮于众”，所以，“必死于暴人之前”。孔子提出的避免受害之道是“心斋”。“心斋”的精义是“虚而待物”“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而宋尹学派的第三个特点正是“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玄英疏曰：“发语吐辞，每令心容万物，即名此容受而为心行。”），而且“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可见，《人间世》前三章实为宋尹学派理论的发挥；也就是说，《天下》篇所论，在《庄子》内确有所本。 《天下》篇论述彭蒙、田骈、慎到的学说时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傅斯年先生认为《齐物论》为慎到所作，因为一、《齐物论》在《庄子》中独成一格，其文词风格与他篇不同。二、思想决然无主，不似他篇睥睨众家。三、《天下》篇中“弃知去己”“舍是与非”“块不失道”等义，与《齐物论》思想吻合，“齐万物以为首”，正是篇名所自出。四、《庄子》各篇只有此篇名“论”，在此之前的著作，亦未有以“论”名篇。《史记·孟荀列传》曰：“慎到著《十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