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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恩的两种解读的论文 对库恩的两种解读的论文 [内容提要]如今所谓后库恩的科学论基本上都是从解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发衍生出来的。在晚期，库恩本人也尝试着重新解读自己。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解释学。库恩并未套用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解释学的观念。本文赞同j.劳斯对库恩的两种解读，他认为真正的库恩实际上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形式。另外，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cs），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方案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库恩的重新解读。 [关键词] 解释学 科学共同体 实验室研究 科学的文化研究 一、晚期库恩对自己的解读 　　自《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的出版到去世（1996年）前的三十多年间，库恩是在荣誉、误解和诋毁中渡过的。在晚年，尽管他依然无休止地为自己的学说辩解，但是并未一味地指责他的批评者如何地曲解了他的思想，他意识到《结构》一书在表述上存在很大的含混性，值得去做的工作是重新系统地阐释自己的观点。 　　库恩找到的第一种阐述自己立场的方法就是解释学（hermeneutics）。他认为：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指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 与德国的思想家不同，库恩对解释学的兴趣仅仅是为了重新表述、定位自己的科学论。他承认：就我自己来说，上面简要用过的解释学一词，甚至直到五年以前在我的词汇中还不存在。其实解释学的观念《结构》中就已经存在，只是到了后期他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并主动地向它靠拢。 　　众所周知，由于范式 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使他一度想放弃这个概念，并用专业母体来取而代之。但是到了1988年夏天，他在哈佛召开的题为解释与人文科学学术大会上发表讲演，这时他对范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讲演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他总结道：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甚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有时仍将使用该词。 　　可见晚年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确认并非简单地回复到1962年的观点上去，而是重新将它理解为解释学基础。自狄尔泰以来，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解释学方法来区别于自然科学，似乎这种方法的确更适合于非科学的经验。然而到了韦伯、帕森斯和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狄尔泰的努力开始走样，他们希望把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性质、方法和解释的有效性推广到人文与社会科学中。这两种倾向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得到了综合，经他改造后的解释学要求把问题置于一个包含传统在内的特定情境中来讨论，但是同时又要求超越这种情境。解释学既不限定于人文科学，也不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是先于这些科学，并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哲学解释学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正是在这一点上，库恩与伽达默尔达成了某种默契，尽管他从未提到过伽达默尔的名字。现在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既然如此，自然科学就可以通过下述方式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者通常所做的是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一般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契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interpretive），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很少会发生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 按他的理解，在常规科学的研究中，作为解释学基础的范式始终是被给定了的，它是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对象。 　　当然，在这里全方位地比较库恩与解释学家们的观点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库恩是在科学论的方向上通过独立的研究来切入解释学维度的。r.伯恩斯坦指出，库恩有时以较弱的意思使用解释学这个术语来表示那种在解释学传统中总是被认为必不可少的敏感看法。在解释学中不存在任何裸露的事实，事实是解释者参与解释的结果，而不是解释的前提。同样库恩也教导他的学生说，在读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文本中显而易见的谬误，并询问自己，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当你找到了答案时，就会发现原先自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