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的论文.docVIP

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的论文 寻求“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统一——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的论文 在进行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使我难以释怀：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还有，什么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同于中国哲学史吗？它与中国学术史或中国文化史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关系着思想史的“元问题”，凡是有志于思想史的研究者，就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自觉地做一些追问。要回答它们，有必要对思想史的研究给予回顾。 一、西方的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是西方学术“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的翻译，日本人首先将它们翻译为思想史，后被汉语世界所采用。所以，要探讨思想史，应对西方学术界的“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研究进行了解。从表面上看，“intellectual history”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相关，主要指人的精神、心智和知识；而“history of ideas”更多与“思想”（thought）相关，似乎是指经过艰深地思考而形成的理论化的观念。实际上，西方以“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所称谓的思想史，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思想与社会（或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多强调思想观念比物质力量对社会历史更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 西方观念史的出现，是对19世纪历史学研究在内容上只限于政治史、在方法上只限于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反动。思想史家鲍曼指出，西方思想史，又称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其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但观念史的研究则在19世纪末才出现。其中，英国的代表人物是阿克顿。1895年，阿克顿在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首次演讲中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载阿克顿：《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突出了观念史的主题。德国的代表人物则是哲学家狄尔泰，他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黑格尔讲座教授后，狄尔泰努力把观念史研究确立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认为观念史研究不只是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必须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德国兴起的文化社会学，从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齐美尔、韦伯、宋巴特，甚至还有法国涂尔干的文化社会学，都反对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把文化化约为“经济因素”的决定论，他们把文化看作内在于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的价值观念，强调观念通过人的行动而对社会的塑造作用，这对西方的观念史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起了推动作用。20世纪前期，观念史研究逐渐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一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观念史的研究。其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瑟?洛维乔伊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为一个学科，成为美国思想史的奠基人。1936年，洛维乔伊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an idea）一书，注重于对西方思想传统那些基本存在的、对西方思想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的研究，他还在方法论上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较系统地考察，对美国（甚至欧洲）的思想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 20世纪前期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直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管是洛维乔伊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其余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对经典文本、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精英思想家或经典文本的研究，虽然有许多周知的优势或便利，但是它限制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或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者不满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探索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径，并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形成挑战，其中以剑桥学派和新社会文化史最为重要。 剑桥学派的重点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波科克、斯金纳等。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采用了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经典文本的思想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必须从产生这些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中来研究经典思想；同时还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谈论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政治语言”。用斯金纳的话说，“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同时探讨这个社会与时代出现、使用的政治词汇。因为斯金纳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