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二)的论文.docVIP

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二)的论文 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二)的论文 天禧元年（1017），王旦薨于相位。寇准与王旦之间的恩恩怨怨，都随王旦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寇准以使相出掌外藩，地位已高于一般的执政。因此，其能否再度成为宰相，已不需要谁来特别推荐了，而是要取决于朝廷中政治角逐及其平衡的结果。而处于政治失意之中的寇准，虽然吟诗作文，声称习老庄隐林泉，但实际上一刻也没忘重返朝廷，再执政柄。他在判永兴军期间，正如自己在诗中所吟:“终年深隐养天机”，[85]一直在等待机会。 　　寇准在永兴军等待了整整四年，到天禧三年，终于机会来临了。这是一个人造的机会。永兴军内有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了天书。寇准为了迎合热中此道的真宗，上奏云天书降于乾佑山中。 　　关于这次天书出笼的经纬，《长编》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三月乙酉条有明确记载 : 　　入内副都知周怀政日侍内廷，权任尤盛，附会者颇众，往往言事获从。……性识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单州团练使田敏家厮养，性凶狡，遂赂其亲信得见，因与亲事卒姚斌等妄谈神怪事以诱之。怀政大惑，援引能至御药使，领阶州刺史。俄于终南山修道观与殿直刘益辈造符命，托神灵言国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时寇准镇永兴，能为巡检，赖准旧望，欲实其事。准性刚强好胜，喜其附己，故多依违之。是月，准奏天书降乾佑山中。 　　寇准上奏天书始末，史籍颇有聚讼。《宋史·寇准传》载 :“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颁，命准上之。’准从，上其书。”以前，我研究王旦时，对这条史料颇为怀疑。因为以王旦之为人及其处事作风，似不至如此行事。后来读到李焘对此事的辨误，其惑始解。其云:“刘攽作《寇准传》云，朱能献天书，上以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寇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乃使周怀政谕准。准始不肯。而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曙固要准，准乃从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正月，而准上天书乃三年三月。攽误甚矣。或钦若实为此，非旦也。”[86]由此可知，《宋史·寇准传》源自刘攽所撰，其时已将时间弄错，故将说真宗之事误植于王旦头上。据李焘推测，其人可能是王钦若。这种推测不无道理。王钦若在大中祥符之际，为天书的始作俑者。此人又与寇准不和，知寇准素不信天书之类的把戏，故意让寇准奏上，以此来羞辱寇准，让寇准难堪。 　　而对于寇准来说，则有自己的打算。他没有拒绝奏天书，或许如刘攽所记，有其婿王曙说项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也不想拒绝此事，而是打算以此事为媒介，重新获宠于真宗，与真宗达成新的统一战线，从而再次成为宰相，入主中书。我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是有类似的事可以举为旁证的。早在天禧元年，判永兴军寇准就上言说：“部内民稼，蝗伤之后，茎叶再茂，蝗多抱草死。”[87]或许有个别一两处这样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不经之谈。寇准之所以上奏汇报，不外是想取悦于喜好怪力乱神的真宗。不料真宗只关心能有助于说明其正统地位的怪力乱神，对蝗虫是否抱草死并不感兴趣。因而，寇准的上奏也就没了下文。但此事毕竟反映了寇准的某种用心。而这次又冒出一份天书来，寇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我想，即使没有王钦若的小动作，没有周围人的劝说，寇准也会主动上奏的，而不会理会是否真伪。 　　不过，“趋时事已非”，[88]天禧已非大中祥符，早年间闹哄哄的降天书，封泰山，祀汾阴，搞得劳民伤财，人心已倦。所以，这次天书一降，“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89]但由于寇准以其使相的地位奏上天书，与真宗站到了同一立场，等于在重新入相的政治角逐中争取到一个举足重轻的筹码。加之此时的宰相王钦若由于颇致人言，因而真宗也变得不大信任他了。“钦若恩遇浸衰”。[90]当此之时，寇准一上天书，果然奏效。十来天后，即被召赴阙。[91]这次寇准进京，可不是像他罢相一年后真宗把他召来聊天解闷然后又打发回去那样，而是将要委以重任。果然，到了六月份，前脚让宰相王钦若走人，后脚任命寇准为相，前后相隔不到四天。 五 　　天禧三年（1019），寇准取代王钦若成为宰相，这是他三起三落之后的再度出山。或许他暗自得意略施上天书之小技而智取相位，殊不知等待着他的将是更大的跌落，更大的悲剧。这次的跌落将使他一落千丈，直至人生的谷底，凄凄惨惨，远流他乡，成为孤魂野鬼，大起大落的一生，以悲剧落下帷幕。这一切，均为寇准所始料不及。 　　寇准此次入相，已届真宗末期，中央政治的安定程度已远非他以往出入中枢时可比，几近于混乱状态。帝政、后党以及执政集团内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异常复杂。此时搅进去，犹如林冲误入白虎堂，悲剧便已注定。因为局势远远不是政治家智商较低的寇准所能周旋应付得了的。其实，在这次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