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赛亚与统治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法律问题的论文.docVIP

弥赛亚与统治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法律问题的论文 弥赛亚与统治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法律问题的论文 一 　　本雅明在其《论历史哲学》第八篇中写道：“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例外状态’就是法律。我们必须树立起一种与这种事实相应的历史观。我们要把这种真正的例外状态的生成作为我们当前的任务。”在另一段文字中（这段文字出现在本雅明《文集》的编纂者所出版的“论文”注释中），本雅明使用了类似的概念对弥赛亚时代的特征作了论述： 　　福音书的启示录之言“无论在那儿遇见人，我都会对他加以审判，对最后的审判日作特定的阐明。这令人联想起卡夫卡的一段话：最后的审判日是一种总审判。但是还可以加上一句话：按此说法，最后审判日并不异于其他的审判日。不管怎样，福音书此言在历史学家如何对当代作出判断的问题上，提供了一种评判尺度。每一瞬间都是对它之前的某一时刻加以审判的瞬间。” 　　在这两段话中，本雅明在弥赛亚时代的概念（该概念建构了“论文”的理论核心）与属于公众法律领域的司法范畴之间建立了联系。弥赛亚时代具有例外状态（stateofexception/ausnahmezustand）的形式和总审判（summaryjudgment/standrecht）的形式，亦即在例外状态中作出审判的形式。 　　本章所要探讨的正是这种联系。这应当归结为对哲学与法律之间关系史的困难重重的探讨，利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全部著作都是在试图勾勒出这种关系史。ww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并非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而是关涉到哲学存在状态的重大问题——哲学与一切传统的符码化文本，无论是伊斯兰的教旨，犹太教的戒律，还是基督教的教条的关联问题。在体制上，哲学总是与法律有联系，每一部哲学著作实际上都是对这种联系的一种抉择。 　　二 　　在本雅明的第八篇论文中，“例外状态”一词是以引号形式出现的，它似乎源自于另一种语境或本雅明的另一部著作。确实这是一种上述两类含义皆有的引语。它源于卡尔?施密特《政治神学》（1922）一书和本雅明的统治理论。此前本雅明对统治理论早有论述，并且在其受挫了的“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论德国巴罗克悲悼剧的起源中对此有所发展。就是“总审判”一词，也可以在施密特的论著中找到，例如他1933年的论文《论全国的变化》。 　　用施密特的话来说，“统治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亦即是说，统治者个人或这种权力在宣布紧急状态或军事管制法时，可以合法地悬搁法律的效力。这种界说所隐含着的悖论（我们可以视之为统治权的悖论）表现了一种事实，即由于统治者具有悬搁法律的合法权力，因此他发现自己同时既置身于司法秩序之外，又身处其中。施密特特别指出，统治者“同时外在于和内在于司法秩序”（着重号为后加）颇具意义：统治者在法律上将自身置于法律之外。这就意味着此悖论也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公式：“法律外在于自身”，或“我这个外在于法律的统治者宣称，一切皆不外在于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施密特把统治权界说为法律理论的“有限概念”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他要通过例外理论来展示其结构的原因。　　什么是例外？例外是一种排除。它从通则中排除个案。以此而论，或许这种例外最富于特征之处就是被排除者并非与规则毫无关系。恰恰相反，规则本身体现在其与以悬搁形式出现的例外关系之中。规则应用于不再运用的例外，在例外状态中退缩。因此，例外状态并不是先于法律秩序的混沌无序，而是因法律悬搁而导致的情境。在此意义上，例外不是单纯地被排除，而是真正的“置身事外”，恰如该字的词源学字根ex-capere所表明的那样。若将南西（jean-lucnancy）的说法发挥一下，我们应当把禁止（ban——此词源自于古德语词汇，既表示把某人从社群中加以排除之义，又指统治者的权力）之名义赋予这种原初的法律结构，从而使法律即使在悬搁状态中也能够保持自身，同时又可以用来排除和摒弃（即禁止）事物。以此观之，禁止是法律的基本结构，表达了法律的统治特征，以及法律以排除来涵括的权力。这就是施密特为何要说下面这番话的原因：“例外要比通例更耐人寻味。后者什么东西都无法提供，而例外则提供了一切。例外不仅仅是对统治者的确认，而且统治者唯有凭借例外才能生活”（dieregellebt?berhauptnurvonausnahme）。 　　三 　　这是本雅明在第八篇论文中引用和窜改的最后一句话。他把“这种统治者惟有凭借例外才能生活”改写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例外状态’就是统治。”必须攫住这种有意改写的意义。本雅明在使用施密特的统治理论术语来界说弥赛亚王国时，他显然是在弥赛亚降临和国家权力的限定概念之间建构一种平行论。弥赛亚时代也可以称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例外状态’”，法律的隐匿的基础在这个时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律本身进入了永恒悬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