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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形态的诞生的论文 意志形态的诞生的论文 意志形态写作以其坚定的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以其思想上的先锋性、技术上的探索性、审美上的前卫性区别于意识形态写作的卫道、宣道，意象形态化写作的消闲与娱乐，它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突现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体制和大众的第三种力量的独特的文化操守，展现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立场、审美趣味以及永不妥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因而它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精神品位。但是上述意志形态的诞生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之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当代中国不存在意志形态，就是因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条件不具备。本文试图探讨此一问题。 一 知识分子应是体制和大众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结症何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以及传播的市场化不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反思者，另一方面是新文化的呼唤者、建设者，他们应当是文化市场当然的生产主体，他们的位置应当在这里。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性，使他们能当起人类总体历史的“道”，成为自觉的文化建设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把这个位置找准。他们大多以高居庙堂，成为帝师王佐为自己的目标，进入体制，作为体制的一部分说话－－成了他们人生得意的标志。 这些人的老祖宗是孔子，孔子一生的绝大多数精力都花在了寻找体制、与体制结合上。他的这个目的失败了才去教书，但是实际上他教的依然是治术－－他试图通过他的学生来实现他未竟的高居庙堂的理想。而后世就是将这个孔子（研究治术的人）当成了圣人，错误地将他的治术当成了“道”。ww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了孔门中人，他们追随孔子，以术当道，致力于向体制某术，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使命－－专业的文化批判与建设，这才是真正的“道”。从这里看庄子要好得多。《史记》上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以及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庄子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体制是污，是羁。 实际上孔子有两个。一个是疾呼“估之哉，估之哉，吾待善贾者而估”以及“吾与点也”时的孔子，这个孔子还有可爱之处，说了一些人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爱上这个孔子而是爱上了一个叫“圣人”的孔子。圣人孔子不过是一俱僵而不腐的尸体而已，他以述代作，却慌称述而不作，其实是借《易》、《书》、《仪》……以自重。他就这样把自己塑造成了伟人，结果是孔子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不敢“作”，只敢“述”。这种情况《论语》是个征兆。《论语》中包含了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处于顶端的是孔子（全部称“子”），其次是孔门一代弟子（除曾参外其余只偶尔用“子”或干脆用姓、字或名），再次是假想的隐身的“受教者”──大众。《论语》中包含了大量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不是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对等交流，而是一种问答关系，其实是孔子的一元话语的独语，《论语》用得最多的句段就是“子曰：……”式的独语，独语使子路、公西华、冉有等成为问道者（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其实是问术），降而为释解者，再降而为传道者（其实是传术），在《论语》构架中，只存在三种角色，一种是独语者，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一种是问术者，位居于话语的边缘，但他们可以通过解释独语者的话语而进入次中心，第三是沉默的听者，对于《论语》体系来说，这种人是没有必要出席的，因为他们只是圣人思想的接受者，无权质疑圣人的思想，因而也无权参与元话语的建构，他们在《论语》之外背诵《论语》就行了。《论语》是一本伪“对话”书，实际上是一本孔子个人语录。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生产的方式大多是显性的或者隐性的《论语》式结构，要么直接传述圣人语录，要么间接传述圣人语录。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用几千年时间成全了一个圣人孔子－－中国最大的独语者，而消灭了自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中国传统来说最典型的话语文本是语录。在语录体文本中只有一个话语中心，话语权力集中在独语者手中，独语者的话语专制成为其世俗权力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样的社会只有一种话语，一个声音，其他人都只能是听众（话语容器）或传声筒（话语解释者）。文革期间毛泽东语录、鲁迅语录的出版就是如此。 二 当然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不为体制所用的异禀，如籍康、阮嵇、李渔者，但是不成气候。多的，还是那种以治圣人语录为业的尸虫，他们的理想和孔子一样，那就是得到体制的赏识，进入体制，成为官方正统。这些尸虫的核心恐惧是人微言轻，所以他们争道统，争着成为“正道”，所以他们总是借圣人说话，想想康有为为什么弄出个《孔子改制考》来？解放以后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对语录本顶礼膜拜？他们至今还在认真地学“圣人”讲话，又为的是什么？经常地习惯性地靠圣人语录说话，借用圣人语录，拉大旗做虎皮，渐渐地他们自己就不会说话了，甚至有一天他们以为圣人的话就是他们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