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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与科学俱进“实践美学”何以走向实践的论文 拒绝与科学俱进“实践美学”何以走向实践的论文 【 内容 提要】 实践美学的人学观不但表现出对于 现代 人类学成果的滞后，而且表现出对于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人类学 研究 水准的滞后。而将“劳动”这一概念绝对化和神秘化，是其集中表现。他们常常借着 哲学 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来掩饰这种滞后。他们坚持这种滞后，是因为以 科学 的进化论为基础之一的人类学观，会动摇他们的以神化的人性为基础的美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 绝对化的劳动观 神化的人学观 进化的人学观 科学美学观 　张玉能先生以《劳动与人》（以下简称《劳动》）一文，对笔者的《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 问题 上的区别》（以下简称《必须》）一文提出了商榷。［1］感谢张玉能先生赐教。为了相互切磋，以利于学术的进步，笔者认真地考虑了张玉能先生的意见。现在作几点回复如下。 　　对“区别”性质的辨析 　　在笔者展开自己的观点前，有一个事实看来需要明确一下。在张玉能先生的《劳动》一文中，有不下三、四个地方，以引用“笔者”的语言（“本质的区别”）的方式，来作为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的性质判断。这使笔者有些惊讶。笔者在《必须》一文中，确实几乎通篇都在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问题上的区别，但在对于他们的区别的定性上，却是谨慎而注意分寸的，记得自己并没有用过“本质的区别”这一提法。带着这一疑惑，笔者又重读了几遍自己的文章，终于发现，确实有“本质的区别”这一词组，但其内涵，似乎与张玉能先生所说的无关。出现这一词组的情况如下：笔者的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的一段话。然后就恩格斯的这一段话，笔者写道：“甚至在恩格斯所指明的、作为‘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的对 自然 是‘利用’还是‘支配’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的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量的区别。例如，和‘支配’有更根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应该是‘被支配’。而‘利用’和‘支配’却都是主动地向自然的索取，都是必须使用智能的行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一句恩格斯用语）。一种角度上的量的区别，也会是另一角度上的质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对这里的‘本质的区别’的绝对化的理解。如此而已。”［2］不知张玉能先生是否把上文中的“本质的区别”，就当作了笔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区别性质的定性？那实在是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但除此之外，拙文中就再没有出现过“本质的区别”这一提法。由此看来，张玉能先生对笔者的“语录”的“引用”，多半出于“误读”了。 　　当然，笔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观点区别的性质，虽然并没有作“本质的区别”这样的定性，但和张玉能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定性，毕竟是大相径庭的。张玉能先生曾经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关于动物与人的区别之界定的确是有一些差异，汪济生同志所做的 分析 完全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就此“差异”，提出了一些自己迥然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这些“差异”的性质“主要是一种类似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以及哲学思考与科学实证间的区别，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3］“只是马克思在《1844年 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更具有哲学性质，而恩格斯晚年的论述就更具有科学实证的性质，二者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相互不同的，倒是可以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相互阐发的……”［4］对于张玉能先生的这种“定性”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不过为了避免那种论争中常见的因为没有具体统一参照物而不可能有结果的抽象的词汇之争，我们还是通过罗列事实先建立起具体的“语境”，那问题的性质就可能有不言而喻之效了。 　　我们还是先选几段青年马克思的论述来考察一下他如何划分人与动物之界。第一段：“他（指人——引用者）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第二段：“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 规律 来构造。”［6］第三段：“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原始动物的本能的劳动，…… 我们现在谈的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劳动。蜘蛛结网，颇类似织工纺织；蜜蜂用蜡来造蜂房，使许多人类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就连最拙劣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要高明，因为建筑师在着手用蜡来造蜂房之前，就已经在头脑里把那蜂房构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所取得的成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了，已经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了。他不仅造成自然物的一种形态改变，同时还在自然中实现了他所意识到的目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