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的论文.docVIP

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的论文 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的论文 摹仿的欲望 　　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象影响我们，而想象早已用体面得多的中间动机替换掉了原始动机。[1]　　——《追忆似水年华》 　　勒内·基拉尔[2](nené girard)以文学批评开启了他后来一系列涉及人类学、心理学及宗教哲学的研究。他择取他称之为伟大小说家（对应于他所谓“浪漫主义作家”）[3]的诸如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塞万提斯(cervantes)、福楼拜(flaubert)、斯丹达尔(stendhal)、普鲁斯特(prous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加缪(camus)等和他们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分析，在作品人物的意识深层发现了一种“三角欲望”（triangular desire），突出了在通常的主客体欲望模式中被抹去的“介体”(mediation)的重要性。在基拉尔看来，与其说我们欲望的是客体，不如说我们欲望的是介体。因为欲望不同于需求，并非直线性地指向客体，而更多的是对他者欲望的摹仿（mimesis, imitation）。籍此出发，基拉尔构建起一个以“摹仿”、“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并通过分析伟大小说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真实的洞察，将文学和社会历史政治的研究连接起来，把“摹仿的欲望”（mimetic desire）理论推衍至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各种历史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态度，尤其对根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浪漫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与批判，从而使其研究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w 　　基拉尔的欲望理论首先建立在对我们笼统称为“欲望”的基本心理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一种是“需求”(appetite and needs)。诸如对充饥解渴的食物、水的需求，这是根植于人类生物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欲望。另一种则是“欲望”（desire）。真实的“需求”能够真实地获得满足，而与之相反，“欲望”往往超逾于它表面上的目标，根本无法获得满足或无法获得真实的满足。这种“欲望”根源于人的一种倾向——人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对自己的生活加以渲染，陷入对某些人或目标的迷恋，因为这些人和目标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我们自感缺乏的价值，他们象征着某种我们竭力追求而不得的完美和充实。[4]这种欲望不可避免地导向基拉尔称之为“摹仿的欲望”的欲望模式。[5]出于对那种作为更为完美和充实存在的渴慕，人们会瞄准他人的欲望目标，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人的欲望。 　　这种欲望模式完全不象人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直线性地指向欲望目标的，相反，在这种模仿性的欲望模式中，欲望客体远不如作为欲望主体模仿楷模（model）的欲望介体来得重要，在这个由主体、客体、介体构成的三角欲望的模式中，主体更直接指向的是介体。作为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直线性欲望模式的挑战，基拉尔认为欲望没有本源的或者特许的目标，而是通过一个作为摹仿对象的中介选择其目标。这种欲望是“源于他者和对于他者的欲望（it is the desire of and for the other）”[6]。 而 “客体只不过是达到介体的一种手段，欲望觊觎的是介体的存在。”[7]对于基拉尔在文学中的发现，他会说：“介体的神性是小说天才的关键”。[8] 　　在基拉尔体系中，他使用“形而上欲望”（metaphysical desire）及“本体性欲望”（ontological desire）来意指这种性质。对于这种欲望模式而言，是我们心中的楷模赋予或提升了欲望客体的价值。因而，这种欲望总是有某种形而上性质。在这种关系中，介体在主体心目中仿佛是具有某种神性的存在。模仿者在介体面前近乎膜拜者对于他的上帝。因此，相对于宗教的对于上帝的“垂直超验”，基拉尔把这种相似但却是扭曲的对介体的秘密崇拜称为“偏斜超验”。“垂直超验”和“偏斜超验”有着相似的结构，更有实质性的差别。基拉尔用主体与介体间的距离来解释这种实质性的差异。“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external mediation）。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internal mediation）。”[9] 　　文化的禁止能够使一些模仿仅限于外中介范围，外中介形式的摹仿欲望或者说形而上欲望不会导致竞争、敌对和冲突，而往往是公开的坦然的崇拜和摹仿。而内中介形式的摹仿性欲望却是暗含竞争、敌对和冲突，而且还会孳生种种为掩饰这种秘密垂青而采用的策略，形成很多扭曲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恰恰是启蒙以来，能够抵御内中介的传统模式崩溃，导致现代社会大量滋生出内中介形式的模仿竞争。因而，谈到这种模仿性的欲望三角，并不等于说是主体有意为之，并非主体意识到